二十一世纪:诗人的时代
一
二十一世纪,的确是一个艺术的繁花似锦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中国新诗,涌现出许许多多诗人以及他们优秀的作品。这是让人乐观并为之一振的事实。二十一世纪,是一个特定的时间符号,被诗人们通过自己赋予自我的有效诗写过程,将种种艺术化景观深刻地印在历史长河之中。在这种各领风骚的艺术时空内,我们感到诗人们,把握着自己的各种语言手段,将个人的情感史与所处的世界结合起来,写作了无愧于自我与世界的诗篇。从某种意义说,毫无疑问,这个世纪的诗人们,以各自的心血的大量付出,赢得了自我,影响了世界;从而可以说,这个时代成为了一个诗人的时代!
二
这是一个诗人的时代!原因是,也只有如此的这样的时代,可以造就诗人。诗人们拥有了更多发现与创造艺术的空间与自我。北岛的短诗组《时间的玫瑰》,以“我”的形式,所以依然走进人类的视野,是他这种诗,几乎是撕心裂肺地,发出了关于“故乡”的命题追索与呼号之声;实际上北岛的诗,依然深含不老的锐利和批判意识,写出了“时间”的真实动议,其诗却依然以现代主义的阔利语言,艺术性地占据了应有的位置。多多的诗更倾向于在语言内部,让饱满的情感融于整个世界;而王家新的一些诗(主要是后期作品),主要以卡夫卡心态,写出了一个时代里的人类的灵魂存活的深度;于坚的一些诗(主要是后期作品),显然比较外观地呈达了一个世界的可塑性;韩东的诗,通过对物的否定,完成了一次次对已有事物的善意消解。
一切具有耐人寻味的先锋性的诗,必定为这个世界所接纳。而这些诗人的短制写作,之所以成为这些诗人立于不败之中,并且成为不可忽视的艺术玫宝的主要成因,无不多半在于其诗,在语言上的陌生化与实质内核的凸现,以及毫不妥协的凌厉之风。当然中国新诗并不是只有这些诗人来支撑;但至少从此可以对先锋的意义重新审视。在新诗写作领域,更多的诗人和他们的诗,就像星群一样,以各自的艺术特色依然在发光。也许,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不“关心”诗的时代的出现,才使诗人和他的诗的出现,更具有了诗的自我性,更让诗成为诗本身而存在。
三
也许应该是这样,诗人的诗写,必须与那个时代的世界的喜好与利用完全分开,彻底决裂!在新诗里,60后的诗人写作,本质上具有存在的本质,其写作核心内向、沉实,并不一味地自暴自弃,而是以无畏的沉实之语与洞见,立于不败之地。实际上,在60后这里,人们能进一步知道——“卡夫卡”,为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一种没有任何企图的写作示范,而且从另一面将一种高于时代与世界的写作思考再现与呈示。虽然人们已经十分清楚这个时代,讨论信仰,往往连他自己都有点感到脸红?!
似乎,这个时代再谈什么“信仰”之类,人们就会得到比信仰更多的信仰一般?!所以,我们会看到“我们”的人类已经更多地失掉、抛弃信仰!但是,作为60后诗写者,其信仰往往正是存在于语言之中的必不可少的“生与死”的“抉择”!从某种意义上看,60后诗人的诗写里,这种被卡夫卡渴慕着的、正在发生的“性爱”一直没有结束。在60后诗人看来,也正如卡夫卡所言,“信仰意味着:解放自己心中的不可摧毁之物,说得更准确些,存在即不可摧毁,更正确些:存在”。
张砚的诗,被称之为“被简化的诗性高蹈”;李明月的诗,则以“一个人的高山流水”的自然与内心的较为完美的结合形式与实质,再现于世界的中心;岸子的诗,来自个人的钟声的鸣响,并以个人的幽冥式倾诉呈现了一个艺术世界;马丁林的一些诗,写得真挚、动情、饱满;峰儒的一些诗,潇洒而自如;阿西的诗,在细腻中揭示并呈现了一颗真实的内心;海河浪子的诗纯粹而亮丽,具有透明的核心与力量,以及阿德,默雷,杨平,青衫,西木,瓦刀,穆高举,温静等诗人的诗,这些诗人,基本上都具有了自己的写作之风,并在属于个人短制写作上大放异彩。
四
70后里,沈浩波的诗,一扫之前的沉闷之气,以倔强的语言,对一个旧时代,进行了无情的扫荡。比如他的《一把好乳》等;实际上,人们没必要在他倡导过的“下半身”上,过多地给于不切实际的挞伐与刁难。既然艺术来自于创新,就更应明白,创新,源于先锋性。而沈浩波们的诗写,首先从意识上进行了勇敢的打破与超脱。从另一个角度看,他所看不起的,是过去那些腐朽的陈词滥调,他所要超越的是那些阻碍新诗发展的一切“传统”。何群明的诗则以纯粹的靓丽,开阔了艺术视野;黄明祥的诗以新写实之风,也立于不败之地;温经天的诗则以超现实主义的精神,实验于个人的诗学空间;以及毛秋水的诗等,都可谓以自己毫不妥协的诗风各领风骚。这些诗人的诗,在不同的时间里,异地崛起,可见一斑。70后诗人,是这个时代新诗的主力军,他们以各自的个性风格与自我,立于不败之地,在70后里,出现了不少诗人和他们的诗,比如温经天的《旷世书》,苗海臣的《撕碎》,宫白云的《黑白纪》等。这些诗从不同的领域,以不同的写作方式,提供出了一个时代的艺术之象。
五
毋庸置疑的是,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的长诗写作,仍然并没有出现一种良好的局面;有人甚至声称“长诗是一种不足取的东西”;更有甚者以为“长诗只是短诗的拼凑”等偏狭之语;事实上并不如此!短诗,是一个拳头;而长诗则是一个身体,长诗既包括了短诗的一些属性,同时又是大于短诗的另一种艺术形式、实体!王家新在灵魂深处的“低语”,可谓真正触及灵魂的语言,他的一些较长的诗,甚至是不分行的,但无疑是诗的,于坚的零档案和飞行,虽然在词语上过多占据了篇幅,也仍然是诗的;沈浩波也写了一些较长的诗,且淋漓而紧致;王宁的长诗,尤其是《诗歌:叙述或形式》,这部长诗是一本书的厚度与长度,几万行下来,这部诗不仅是一种对历史与现实的“记录”,更在于其写作的沉着的时间观,其诗并没有一种完整的“故事结构”,而是在时间的空中,对世界进行了叙述与形式的写作;以及后来的长诗《泽兰》等,可以说,在长诗领域,毫不妥协地实践了个人的诗学。
六
诗人们在这种时代,其写作都具有个人的特色;但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诗人们更注重于自我的发掘与创造,更看重真实的自我在语言里的写作走向;也许这是诗人们写作觉悟的另一种自觉的高度再现!一大批写作势头正旺的诗人们都意识到——”流派“与”旗帜“是次要的东西,而吸收,创新,发现,创造等,才是诗的要旨。比如宫白云的诗,肖振中的《鱼化石》,吴文茹的《日挽》,木椿的《蚯蚓》;郑婉洁的诗则在通过真理的“窄门”时,对世界进行了深刻的思考,贾梦华的诗,通过灵魂的舞蹈的形式,抵近现实的不安;东海潮的一些诗,怀旧的坚果的一些诗,包括候鸟的《在山顶上》,湘妃的诗,胭脂茉莉的一些诗,还有一些诗人的诗等。这些诗人基本上早就告别一种过去,迎来了真正属于自己的“诗歌期”。
这个时代出现了许多诗人;这是由于诗人们的诗的出现的缘故;而诗出现的致命原因,却源于诗人的精神内心的醒世,与排解欲望的致命相关;也许还与诗人的责任观念直接联系。诗人们无不意识到——这种所谓的轰烈的时代,急需要诗人站出来,无情地来扯掉人类虚伪的假面具、遮羞布,需要诗人,从艺术的层面,揭示出一个真实的世界!而要做好这一切,必须从自我出发,以阔利的语言到达一个“黑暗的内部”;并从此打开诗的核心!阿西的《词车间》,是这个时代里并不多见的好诗;整个一部诗几乎都处于一种艺术的纯度里,其最大的艺术特点就是其诗,以个人的真实与世界发生了必然的叙述与抒情。
七
人们会发现,整个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新诗里,60后诗人越来越成为了写作中坚;而70后诗人则可称之为写作主力;80后诗人则是一时的后续力量;而90后诗人等,还处于酝酿与发情期,虽然这些更为年轻的诗人冲劲很大,却仍由于自身及各种外因而站在待发地段。
中国新诗的生命产生了这样一个艺术序列:50后——60后——70后——80后——90后。。。这丝毫不是年龄的排列与意图,而是一种诗的进程式的业已形成!我要说的是,在这种进程里,只有真正到达的人,只有真正的诗方可能活灵活现于世界!只有那些真的在为艺术献身者,才可能赢得人类的高度尊重!诸如北岛等。而某些关于写诗的言论比如“写诗就是玩儿”等,实则是低级的“趣味说”,实在是下流话,是不现实的,也是实不足取的!诗写,是一种必须严肃对待的事;当然,通过人对诗写的态度,终究可以看出人的真伪;儿喜者为伪,郑重者为真!这个时代涌现了一批不懈的诗写者,比如,雷文,阳光,墩腾,卧月,安东,三峡红枫,默雷,那蓝,马金山,鹰之,妞妞,二月蓝等,90后里的田上,试图在个人的思辨里,让诗更为饱满;总之,这些诗人以自己各自不同的、不懈的写作并以他们的大量诗作增辉于诗域。
八
新诗的写作,以短制居多,这也是正常的;尤其在这样的时代里,短制,更可以从时间上超过时间;更利于阅读的快捷,更可以在短时内让阅读进入,更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引领目光走向内心。而长诗的写作,更需要诗人在沉着冷静的心态里,掌握好叙述性节奏,需要在时间里来回穿插、迂回、反复推敲整个世界本身的存在;而结构可能是长诗存在与呈现的重要依托与座椅;短制与长诗,就是具有时间的差别,前者在一时之中就轰轰烈烈;而后者,是在更长的时间里,对时间的回味、思考、澄清以及捋顺或者反对。
不管怎么说,新诗的写作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都更倾向于诗人内心与世界的相遇与结合,是进一步往里走,是进一步艺术化了;而那种种徒有虚表的空喊与颂词,越来越遭到唾弃。新诗的写作,依然不能以“口语”与非口语来划分好坏,更不能以“中国传统”与“不传统”对新诗的写作“做些”令人耻笑的优劣之分。新诗,是独立的艺术;依然贵在创新,而这种创新,无疑多来自写作的先锋性上;而这种敢于天下先的先锋性,必然出自具有相逢意识的诗人他!这是在正常合理的事实存在,本无需大惊小怪!
这是一个万花似锦的诗时代。更多诗写者正在涌现,比如青青河边草,刘西民,梓隆,王跃精等,他们的可贵之处在于有一颗诚实的写作之心,并且是义无反顾地跋涉在诗路。诗人们以自己不同的角度与视角,以各自奇异的语言与构思,为孤独的世界呈示了自己的杰作,这是值得十分欣慰的好事。
实际上,诗的优与劣从某种意义上说属于并存关系。新诗正是在比较中前进的,新诗的写作者正是在自己与他者的比较内去进一步完成自我的。那么,我们就没有更多理由对新诗的前进与发展给于太多责难;那么,我们以一种真实的包容之心正确对待新诗的出现与道路,就无比正常。在这样的诗人的写作时代,我愿意为所有写作的诗人击节鼓掌!
——横竖三一宁,即日写闭于病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