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

                        ——读2013年《诗刊》年度诗选

◎  霍俊明

终于读完今年《诗刊》社的诗歌年选。我正准备在电脑上敲下即兴的阅读感受的时候，一行报纸上的文字突然跃进眼前：“我第一次见到顾城，是在《诗刊》社举办的第一届‘青春诗会’上，那是1980年夏天”。这出自舒婷对顾城和谢烨的悼念文章《灯光转暗，你在何方？》。是啊，灯光转暗黑夜弥漫开来的时候，诗人在哪里呢？我们不能不面对由数字构成的残酷的时间和命运。顾城和谢烨离开诗歌和这个世界已经整整20个年头，而距离加“青春诗会”则已经整整33个年头了。这不由让我想起今年深秋刚刚去绍兴参加《诗刊》社第29届“青春诗会”的情形。白天兰亭的曲水流觞，夜晚的乌篷船、微凉的黄酒还有萧瑟秋风里的沈园仍仿佛目前。在沈园的双桂堂，年轻诗人们朗诵的主题是爱情。而面对着时间里消逝的爱情和生命，诗歌正如布罗茨基所说的承担了近于挽歌的记忆方式。

1.

面对着这份年选，似乎很多观感都显得蹩脚。因为你试图从任何一个角度进入到这个驳杂空间的时候，都会有其他纵生的路径拦住你的去向。诗人应该是幸运的，因为他们的作品能够在容留中被多元化地呈现出来。这让我们一次次思考什么是诗。你尽可以认为诗就是诗，也可以指认诗歌是真理、是时代的回声、是历史的档案、是道德的律令、是民族的良知。当然，这个极多路向的诗歌选本也给阅读者提出了不小的挑战。这是对奥登所说的档案学家式的批评家和密码学家式的批评家的挑战。这种阅读的难度和挑战还在于我面对的只是每个诗人的单个文本，从而直接省略了这些诗人的其他相关文本所交织成的整体性脉络。当然说句实话，这份诗选中仍然有一些“平庸”的“好诗”。它们无论是在语言、修辞、技巧以及想象力等方面的综合能力都不错，圆润、光滑、流畅，但是却难以留下任何特殊的深刻的阅读印象。由此，我想再一次强调诗人应该写出那些带有重要性和有效性的诗。也许重要性和有效性的诗歌从某些方面考量会存在着一些缺陷，但是它们却因为在某个向度上超越了同时代的诗人而必然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精神坐标系。是的，这些诗人在用诗歌自身的残缺来见证灵魂和世界幽微而深刻的存在。这使我想起了波兰诗人扎加耶夫斯基的诗作《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 想想六月漫长的白天，/ 还有野草莓、一滴滴红葡萄酒。/ 有条理地爬满流亡者/ 废弃的家园的荨麻。/ 你必须赞美这残缺的世界。 / 你眺望时髦的游艇和轮船；/ 其中一艘前面有漫长的旅程，/ 别的则有带盐味的遗忘等着它们。”既然我们不是流亡者，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不去赞美这充满残缺的世界。尽管这个世界“美好的时刻 / 总是一闪即逝”（沈浩波：《狗日的美好》）。苦难也不能阻止诗人去热爱，正如毛子的《我爱……》——“我爱被征服的国家，秘密的聚会 / 我爱宵禁之后，那走上街头的传单和人群 // 我爱电车 / 我爱旅馆 / 我爱流放的路上，还在谈论诗歌与星空的心灵……”。在坚硬的现实面前总会有一部分柔软和温暖的空间让你停顿和回忆以及颂祷。尤其是对于阶层分化、激进的城市化以及新媒体空间一起制造的闻所未闻的“新现实”而言，对于那些经历了前现代性的乡土经验被斩草除根的一个个“异乡人”而言，除了能够做到愤怒的批判者和伦理观念的承担者之外，同样重要的在于对诗歌和“诗人形象”的双重维护。如果只存在一种“怨恨”的诗学肯定是畸形的，当然只有赞美的冲动也更为可怕。就此，让我们在冬日的雾霾仍不可能散尽的清晨或黄昏，打开这卷诗选慢慢迎接一个大数据时代的“小心灵”和“小诗歌”吧！

在这份年选中我看到了迥然不同的文本以及文本所呈现的一个个差异性的诗人形象。正如老诗人李瑛所说的“有的诗像孩子，使你看见生命”、“有的诗能煮沸你的血”、“有的诗是一团泡沫或一片慵懒的云”、“有的诗是母语撕裂的一堆瓦砾”、“有的诗口水泛滥难以筑堤”、“有的诗是一件脏睡衣，使人痛苦”（《读诗》）。当然如果你有耐心细读的话，你会有意思的发现其中一部分诗人竟然有着相近的“呼吸”方式以及互文性意义上的密切关联。我想，这份巧合并不是诗歌编辑有意为之，而是恰恰在共时性和个体美学的前提下呈现了诗歌精神的普世性以及诗人所面对的共同的社会生活图景。当然，个体面对的现实生活以及由此生发出来的想象和经验兼具的“现实感”是有着不小的差异的。伊沙的《蒸螃蟹》、许敏的《风吹浮世》、阿德的《羊》以及陈仓的《等待出售的鱼头》都有一颗滚滚俗世中的“不忍之心”。他们一起凸显的是“细微而深刻的存在”。原筱菲的《蛰伏的时光里》和荣荣的《亡我之心》、寒烟的《碎渣》都以女性诗歌传统常见的意象“镜子”展开抒写，但是呈现的却是不同女性渊薮一样的内心差异和迥然的女性体验。三色堇《裸露的中年》的第一句“我只能将旧了的身体塞进地铁”让我想到的是“必须用旧三双解放鞋和一副身体”（陈德根：《流经身体里的河》）、“我将蜕下这些用旧了的事物”（林松湾：《沉默者》）以及纯子的《我用旧的身体》，甚至更早时期的盛兴的“用旧的身体”。通过这些关涉身体命运的诗作我们可以知晓必然存在一种“身体诗学”的动因了。玉上烟的《多少甬江之水消失于细沙中》让我直接想到德国籍瑞典女诗人内莉·萨克斯的《多少海水消失于细沙中》。刘年的《游大昭寺》和西娃的《在普陀》都呈现了在宗教空间场域里激发出来的诘问立场和自审意识。

2.

欧阳江河、柏桦、臧棣和陈东东仍然执着于对“词根”的艰苦不群的挖掘，“旧梦和新词，两者都无以托付”。当然，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诗歌的经验和生命温度与词语之间互相激发的意义空间和有意味形式的可能，“她用挖煤的手翻动哲学，/ 这样的词块和黑暗，你有吗？/ 钱挣一百花两百没什么不对，/ 房子拆一半住一半也没什么不对”（欧阳江河：《暗想薇依》）。在巨大的反讽和悖论中生发现实又予以适度超拔的文字其力量要远远强于那些愤怒的泪水和同样硬梆梆的伦理性的词语。而无论如何，面对着一个飞速向前的时代以及每天重复的身不由己的生活状态，诗歌就是使内心慢下来。正如诗人扎加耶夫斯基所说的，“我写得很慢，仿佛可以活两百年”。相对于那些被拆毁的房屋、大树、田地和故园，二百年是一个不短的时间。而我们的诗歌提供给世界和后人的是什么呢？是田园将芜的晦暗，还是感受自溺的日常生活？在主流精神不断涣散而个体幻觉不断膨胀的年代，已经没有一个绝对意义上的“词”能够获得共识与认可度。当“诗人”在“乡下”与母亲谈诗，我们迎面遇到的是什么样难言的精神图景呢？温暖的厨房展开的是日常性与精神性之间的静静龃龉和轻轻咬啮，对话展开的却是尴尬的自我否弃、语言与现实的摩擦乃至碰撞的痛感——“在一个下午，我和母亲坐在故乡 / 厨房的门口讨论诗歌 / 我用笔，而母亲用围裙和她说话的锅铲 / 我用纸，而母亲用锅”（江非：《锅铲》）。是的，正如诗人所说“在一首诗里，你不能让诗越过现实”。

有些诗人仍然用诗歌的方式验证着智性的深度和写作的难度，比如韩作荣、王家新、于坚、大解、车前子、雷平阳、汤养宗、张执浩、陈先发、杨键、梁平、刘立云、余怒、侯马、韩文戈、刘起伦。正如陈先发的诗歌自道，“我依然这么抽象 / 我依然这么复杂”（《垮掉颂》）。他们诗歌中时间的纵深感、灵魂的自审和救赎意识、思想的生命体温以及自然生成的玄想性空间都在不断拓殖。在90年代以来的叙事诗学和戏剧性现实的双重影响下，更多的诗人以超强的“细节”和“叙述”能力对身边的“事物”予以绘声绘色又煞有介事的抒写。这样写作范式的好处可能就是内心找到了客观或虚拟的物象予以对应，其缺陷则是导致了过于贴近原生景观和社会百态的仿写和拟真化写作的泛滥。与此同时，这种粘稠的缺乏性情观照和超拔想象力提升的写作方式正在成为新世纪以来的诗歌“美学”。尤其是汤养宗近年的诗歌则很少有“事物之诗”的冲动，恰恰相反他在反方向中走向了智性探险意义上的“迷人的深渊”。在他那些大量的自陈、内观、寓言质地又具有深层的与“身体”经验和“个人现实感”发生关联的诗歌话语方式正在构成他整体诗人形象中最值得探究的部分。汤养宗无异于在“更高的悬崖那里”寻找一种与危险同在的语言方式、精神体操以及带有一定形而上意味的思想平衡术的操练。面对这种“中年智齿”般的智性写作，诗人是选择拔掉还是让它继续发挥“特殊癖性”的命运？我希望看到的则是那个长着“第十一个手指”在悬崖边练习危险的倒立、翻腾术和平衡术的“不合常理”的人——如此触目惊心、唏嘘感怀又有不可思议的僭越者一样的坦然、胆量和冒犯精神。

在这份诗选中我们会与一些“重量型”和“体积感”庞大的诗人相遇，比如李亚伟、秦巴子、沈浩波、江非、朵渔、刘川、梁雪波、王单单、魔头贝贝。他们总能在诗歌中迎面给我们以猝然一击或当头棒喝。他们在纷繁的历史烟云以及吊诡莫名的当下现实的结合处给我们制造了成千上万的寒霜、芒刺、铆钉和痢疾。他们硬汉般的荷尔蒙气息、文化的挑衅、不羁与叛逆精神以及对汉语传统的致敬和当代性再造成为先锋写作中一个界碑式存在。作为“远方”精神的探寻者和波西米亚式的动荡者，李亚伟晚近的诗歌如《河西走廊抒情》（组诗）中仍然有烈酒、炸药、利刃和柔情的流水。近年来李亚伟的写作在虚构的“王大”和“王二”的诗歌形象中在历史的上游、时代的中游和个体的下游之间搭建出最具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现实介入能力以及挑战新媒体技术时代的精神图景。王单单的《堆父亲》这些诗歌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个体和家族命运的疼痛感和震惊式的内心体验。在这些诗人这里，个体的经验世界和想象空间得到了较好的融合与叠加。所以，我们看到的文本既是时间性的、历史化的，又是当代性的、个体性的。

在一些诗人那里，我们可以感受到清冷自为的“隐逸”传统和个体灵魂在自然万有间的游走以及氤氲生成的精神性图景，比如林莽、李少君、潘维、古马、车延高、王鸣久、泉子、慕白、广子、马行等。在他们的诗歌中你不必苦心孤诣地去寻找所谓的微言大义，因为在他们这里诗歌和生命是一体的。在他们的诗歌中你更能够直接感受到时间莽莽的背影和内心正在被啄蚀的声响。他们使得生命和语言一起在自然万物和时间的神秘与未知面前打开、拥抱。他们拥有的是自然庙堂里的一个深俯的“草木之心”、穿越时空的“身世感”以及想象性的存在体验。

3.

正如沈浩波在《诗人能够直面时代？》中所提出的“今天的时代，是一个浩浩荡荡的时代，一个迅速摧毁一切又建立一切的时代，是一个如同开疯了的火车般的时代，是一个疯狂的肆虐着所有人内心的时代，是一个令人瞠目结舌气喘吁吁的时代。这么大的时代，这么强烈的时代，我们的诗人却集体噤口了，到底是不屑还是无能？”在一个全面拆毁故地和清楚根系记忆的年代，诗人不只是水深火热考察者、测量者、介入者甚至行动分子，还应该是清醒冷静的旁观者和自省者！诗歌的温度应该能够温暖时间寒冷的风雪以及社会现实冷冰冰的铁轨。在这份诗选以及这些相关诗人的其他文本中，写作是身不由己地从“故乡”和“异乡”开始的——“行军床上，简易支撑起粗糙的异乡”（臧棣：《必要的天使丛书》），“直到多年后，我站在几近断流的河边”（苞苞：《认识一条河流》），“把匆忙的 / 人流和车流当作故乡的一条河，并忽略它的 / 去向”（陈德根：《流经身体里的河》），“再没有光景 / 让他，滚回故乡的壳中”（苏若兮：《真珠》），“我的眼前，只有秋后苍茫的大地”（苏黎：《秋后的一个下午》），“我想把田野赠与我的东西还给它 / 但田野已不复存在”（雪松：《田野所给予我的》）。现在看来“故乡”和“异乡”在“新时代”的命运用“震惊”一词已经不能完全呈现我们的不解以及愤怒。即将被拆掉和分解的不仅是旧宅、庭院，而且还有那个叫“往昔”和“历史”的词。我在诗歌中看到了曾经的“故地”和“故人”。正如邻人借寒夜中的蟋蟀所无奈的慨叹的那样“该有一个地方 / 可以优美地死去，可以不朽”。然而对于一个全面清除“地方性知识”的时代而言，我想到的是曼德尔施塔姆的诗《列宁格勒》的第一句：“我回到我的城市，熟悉如眼泪，/ 如静脉，如童年的腮腺炎”。然而这种曾经的熟悉感却并不属于中国的本土诗人。当我们今天再次考察诗歌和地方性的空间构成时一种巨大的陌生感却不期而至，“你看故园草木多么深”（《你看蓝蓝的天》），“一个失去故乡的人 / 一个为了生活来回奔波的人 / 他的洪流，早已被拦腰截断”。但是“乡土情结”以及粘滞于其上的个体经历和家族命运是难以挣脱的，比如王占斌的《麦秸垛》、牛红旗的《补丁石》、白连春的《我出生的地方》等。“异乡感”正在成为诗人们集体性的体验和宿命，“一些已在异地扎根，一些还在路上 / 像赶赴一场约会，或一次集体朝觐 / 国道两侧、高速公路两侧 / 旅游景点沿线 / 这些背井离乡的植物”（王怀凌《一棵树替我们活着》）。值得注意的是一部分诗人来自乡土却又超越了乡土，来自故乡却又超越了故乡，比如安琪的《闽南语戏剧逻辑》。个体乡愁与地缘政治以及个人化的历史想象能力容留和胶着在一起。这对于当下众多粘滞于“乡愁经验”的诗人们而言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启示。带有前现代性乡土经验的诗人为我们呈现了被时代闲置和荒废的“器物”。这些被闲置的“器物”代表了世界和社会的构造，代表了更具精神启示性和命运性的事物关联。这自然牵涉到历史、政治、社会、文化、语言和人自身的多重纠结性的存在关系。对于这些诗人而言他们一直有重新追寻“逝去之物”的情结。无论是对于一条消失的小路，还是对于一条流到中途就消失的河流，他们都集体性的呈现出关于“时代废弃物”的孤独追挽。值得注意的是“80后”诗人八零以及他的《忧伤的南瓜》，因为这样的诗歌写作方向对于年轻诗人而言具有某种标杆的性质。乡村院落里疯长的南瓜和不停生长的旧式乡村的孤独和悲凉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张力。八零的诗歌既有细节和想象所呈现的具象化的日常景观，又呈现了白日梦般的斑驳的历史光影和寓言化的情境。八零的诗歌仍遗留了中国前现代性的残片，换言之农耕教育的洗礼在他身上仍有最后的闪光。但是他的诗歌更为重要的是带有一种命运感的体温，他的诗歌因为同时呈现了现在时和仍在延续的历史惯性的冲动而具有了不可忽视的思想的力量和知性的情怀。他的这种诗歌想象方式有时候是以充满悖论和紧张感的反讽叙事呈现出来的。八零的诗歌印证了诗歌既是个人情怀和内心波澜的吟咏，又同时是一种责任和担当，是词语的发现和修辞的力量。与八零《忧伤的南瓜》可以相对比的是熊焱的《原来死去的亲人从未走远》、三米深的《亲爱的骨头》、唐朝白云的《打铁》以及董玮的《单人床》。这五者在生命的温度以及提升的寓言感方面可以相互打开。诗人心里塞满了沉重而冰冷的铁块，即使是乡村的尖顶教堂也不能救赎一个时代的乡村陷落以及城市化时代溃变的夜色。但是，诗人并没有轻易放弃。他们在时代的废弃物中找到了那只蒙尘已久的马灯，小心翼翼地提上它走在路上。诗人目睹了古老的火焰残酷消失的过程，但是也只能反复劝说自己去相信“真理还在”。他们不仅呈现了一定程度上的特殊的“方言”属性的地方性知识，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呈现了“地方”的变化及其背后深层的动因、时代机制和个体遭际。

4.

就当代而言，尽管新中国成立后一些诗人比如胡风、沈从文、绿原、公刘、牛汉、邵燕祥等都曾歌颂过城市并且文革中的知青诗人食指也曾写下《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但是中国当代城市诗写作却开始于1980年代。因为只有从这一时期开始诗人才真正以个体存在的方式与城市公共空间发生了实实在在的摩擦甚至碰撞。在全面城市化和城镇化的时代，诗人生活在大大小小的雾霾笼罩的城市、城镇和城乡结合部。但是，多少年来成熟的“城市诗歌”仍然阙如。对于当代中国诗人而言，城市、广场、街道、厂区、农村、城乡结合部、“高尚”社区、私人会馆无不体现了空间以及建筑等的伦理功能。城市背景下的诗歌写作很容易走向两个极端：一个是插科打诨或者声色犬马，另一个则是走向逃避、自我沉溺甚至愤怒的批判。尽管当下写作城市的诗人不少，但是城市更多是作为一种符号出现的，而缺乏真正意义上的介入、命名与重新发现。首先要追问的是无处不在的城市生活是否让我们失去了梦想的可能，比如老诗人郑玲的《地平线》，“城市里看不到地平线 / 楼房和楼房之间 / 仅隔一个花园……我跑了起来 / 飞了起来 / 还是越隔越远 / 绝望中 / 一梦想来”。城市无梦，到处是灰暗的背景和冷冷的建筑，“下班的人流击鼓一样过天桥 / 身体里全是钢铁的回声”（王小妮：《深圳落日》）。当不断加速度前进的高铁给我们带来便利也同时带来巨大的眩晕，对于文学而言我们是否感受到了这仍然是一个并不轻松的时代？杨康的《一棵白菜要省着点吃》、韦白的《收垃圾者》和卢卫平的《玻璃清洁工》并不是现在流行的一般意义上的伦理性的涉及公共题材的“底层写作”，而是为这类题材的文本提供了丰富的启示性的精神元素以及撼动人心的想象力提升下的“现实感”和命运。孙磊《兄弟》的语言修辞的难度与寓言化的城市景观之间搭成了精神性的紧张，“别再以淤泥的心度量这样的末日了， / 在睡着死亡的城市高架桥下，也睡着 / 你我的，鱼群。”当朦胧诗人北岛在文革时期将偷偷写好的诗歌给父亲看时遭到了父亲的不解与震怒，那么几十年后的今天当全球化、城市化和娱乐化全面铺张开来的时候，我们是否还能保持一个知识分子写作者的良知与情怀？中国缺乏公共知识分子，但是我们应该相信诗人无论是面对城市还是更为庞大的时代当下都会是发出最真实声音的族类。诗人林庚在六、七十年前曾有一首诗叫《沪上夜雨》：“来在沪上的雨夜里 / 听街上汽车逝过 / 檐间的雨漏乃如高山流水 / 打着柄杭州的油伞出去吧 // 雨水湿了一片柏油路 / 巷中楼上有人拉南胡 / 是一曲似不关心的幽怨 / 孟姜女寻夫到长城”。林庚不会想到多年后的汽车和柏油路已经完全侵占了乡土中国诗人们的乡愁，也改变了文化意义上的地理景观。100多年前，英国人梅恩在这外白渡桥上看到的是轿子、马车和人力车，而今天呢？进入到21世纪似乎所有的地方都成了城市，同一化的城市推倒了历史格局。当年的朦胧诗人顾城关于北京曾写作一组极其诡异和分裂的诗《鬼进城》，而我们今天看到的城市更像是一个巨大的机器。它使人神经兴奋、官能膨胀，使人处于迷茫而不自知的境地。而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也似乎都成了商业时代导游图上的利益坐标和文化资本的道具性噱头。悖论的是尽管我们好像每天都与各自的城市相遇并耳鬓厮磨，但是在精神层面我们却和它若即若离甚至完全背离。城市时代我们都成了失去“故园”的弃儿。诗选中关于城市的诗歌给我们呈现的是与日常生活关涉又被日常生活中的我们所忽略的“另一个世界”的特殊景观，“从冲击扇平原向兴凯望去 / 只有一片低矮的平房和几座高楼。/ 工厂的烟囱冒着黑烟，证明自己 / 旺盛的生命力，证明自己对政治 / 没什么兴趣（桑克：《兴凯》）。诗人以冷峻的审视和知性的反讽以及人性的自审意识书写了寒冷、怪诞的城市化时代的寓言。而这些夹杂着真实与想象成分的白日梦所构成的寒冷、空无、疼痛与黑暗似乎让我们对城市化的时代丧失了耐心与信心。我们所看到的灰暗城市里车站和天桥上的人流，沉暗卧室里投射进的阳光，水泥旷野里的仰望者和砸墙者，在时光的斑点中疯狂行驶的列车上颠簸动荡的灵魂，涂脂抹粉又难掩荒芜的现代城市。这一切都使得我们不断惊悚于现代化进程中一再被忽略的寒冷与真相。正如伊路的诗《午睡的树》于城市的平静之中蕴含着蓄势待起的巨大风暴。一个被不断改造和拆迁的现代化城市里车流和人流都在疯狂的飞奔，而诗人则是那个时时为时代踩下刹车的人。当王小妮将诗歌的视野从城市中延展，她所呈现的不仅是垃圾包围的仰韶村，而且更为带有发现性地呈现了这个时代的难以想象的结构性存在。值得注意的是很多诗人关于城市的诗歌大多都带有很明显的时间性场景，比如清晨、中午、黄昏、夜晚等。而围绕着这些场景则出现了光芒与阴影，寒冷与温暖并存的平淡无奇但是又具有强大心理势能和象征力量的核心意象。在屋子里的阳光、干涸河道上的夕阳、暴风雨之夜的闪电、稀薄的月光、无光的灯以及火车窗口刺目的阳光中我们可以发现关于城市的歌文本中所显现的时代光影以及无处不在的巨大阴影。而与这些场景和意象相关的则是诗人的情感基调是反讽的、冷峻的、悖论的、无望的。这是否印证了对于曾经的乡土中国和具有农耕情怀的人们而言，每个人都宿命性地成为了大大小小城市里的异乡人和精神漂泊者？一些诗歌的视点既有直接指向城市空间的，又有来自于内心渊薮深处的。而更为重要的还在于诗人并没有完全成为一个关于城市和时代的廉价的道德律令和伦理性写作者，而是发现了城市和存在表象背后的深层动因和晦暗的时代构造。诗人也更应该像是一个城市里的巡夜人，他的虚弱的灯盏在城市黑暗的最前线，而他所要迎接的风雨就要更为严酷。

5.

与此同时，我们在一些年轻诗人以及女性诗人那里会感受到情感和细节的力量。这种特殊的“轻”、“细”、“小”又恰恰是女性诗歌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即使到了新媒体和自媒体的时代，即使“女性革命”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过时的旧梦，但是对于女性而言写作仍然是一个悖论重重的难题——“女性只有在重新获得自己被去除的能力，重新发现完整和重新投入女性感情中令人神往的良心——那种说不上熟练的本能时，才能够变得完整”（温德尔：《女性主义神学景观》）。那么就写作而言，女性如何能够在一个个碎片之上获得这种完整性？如何重新找回被去除的能力呢？这必将是冲突的。在这份诗选中，我们看到的女性不仅能够用自白或冷静知性兼具的方式对情感生活和身体经验进行抒写，而且能够在日常生活以及地方性空间、家族谱系上进行命运感的表达。与此同时她们的诗歌自省、内隐、深潜，也敢于不断将日常和事物的杂质、碎片掺杂在内心深处进行搅拌、过滤。她们诗歌中密集的自忖、磋商、怀疑与诘问类似于腌制的江南植物，看似枯涩平常的背后却呈现了时间深处的隐秘、疼痛与阴影，比如马莉的《篮子里的苹果》。篮子里的苹果正在腐烂的声音见证了时间巨大的销蚀力量以及女性命运的内心深处正在无限蔓延的阴影。她们在诗歌中既是深情的，又是绝望的；既是日常的，又是寓言的；既是沉湎的，也是剥离的；既沉迷臆想又清醒自持。沉迷的时候她们不断把自己视为不设防的光洁小兽和水晶一样透明的女孩，而在清醒的时候她们又决绝地敢于撕裂、敢于直视、敢于自省。然而能综合体现上述质素的女性诗人却很少，林雪和荣荣就是其中的代表，“晨风有足够的时间吹凉两个枕头 / 一匹马来到长有荨麻的院子里 / 它不知这一幕，就是我对你永恒的乡愁”（林雪：《低地》）。而荣荣对镜像和时间之伤中正在扭曲变形的“我”“恶毒”的“自我诅咒”制造了一个又一个寒噤，“干掉这双脚”、“干掉这双手”、“干掉这个身体”以及反复出现的“干掉她”（荣荣：《亡我之心》）。女性写作可能一生都离不开情感和爱情的向往和回溯，尽管不同阶段会发生程度不同的变化或者消减，比如田暖的《爱情21克》、杜涯的《秋忆》、扶桑的《书信的命运》、巫昂的《爱上山贼》、陌上寒烟的《一寸寸爱》。身体成为女性最直接最本源的存在，一切思考和语言都从这里生发和成长起来，“我的身体里 / 出现了漏洞，无法堵住的深坑和漩涡”（林莉：《蜂鸟》）。一定程度上身体性存在成了女性写作和精神渊薮的“边界”，而时间性的焦虑、生命状态甚至语言意识和写作经验都直接与时时变化和衰老的身体发生最为可信的交集和对话以及诘问。她们需要自我取暖，也需要“阿司匹林”来缓解阵痛和不适。值得注意的是诸多女性带有隐喻和象征层面上的“疾病写作”。诚如西方一位女性理论家所言女性的写作有时候更近乎一场精神学意义上病症的见证与遭际。很多“70后”女性都在写作中发着低烧和偏头痛。这正体现了新世纪以来当下女性的精神自供状和体检报告单。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女性在时间中的思考与焦虑的特殊体验还与女性特殊的观察方式和表达方式有关。有时候她们不得不在破坏仪式、法则的同时承担起女性自身的另一套仪式和法则——反讽、戏谑、自我戏剧化、独白、精神分析法则、白日梦幻、寓言家等。她们甚至有时候还会尝试做腐食性动物，在那些阴沉、恶臭、污秽之地进行剖心挖肝的工作。也就是说那些“不洁”的事物能够在文本中获得一种罕见的“诗意”。这让我想到是写作《墓碣文》的鲁迅——“……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她们天真而成熟，欢乐而忧郁，难避成人心理又有不舍的童话心结。其中的一部分诗歌给人以沉暗、潮湿、安静的感觉，这类似于蕨类。又一部分诗歌往往有义无反顾、不计后果、不望回报的飞蛾扑火一样的语气和勇气。这是来自于自我取暖还是源发于对悲剧性情感命运的一种反讽式预期与洞悉？显然生命的焦虑感以及对周边事物存在的言说范围也正在大面积弥漫。灰暗的、嘈杂的、肮脏的日常性场景正在驱赶曾经的那些臆想和白日梦般的冲动。而只是围绕女性精神来谈论还不够，因为其中一部分女性诗人不乏现实感和公共意识，比如莫卧儿的《午睡的民工》（这样类型的诗歌在当下看来写作难度极大也极容易品格同一化）。而公共意识和交互性空间很容易让人误解为庞大的现实和作家的责任感，而这对于女性写作者而言显得过于简单和沉重。她们不乏面向公共题材的“现实性”和“现场感”的诗歌，但是极其难得的是能将这些题材和事件转化为诗歌的方式和自我的感知和想象，比如傅天琳的《飓风》和王小妮的《深圳落日》。当社会事实被上升为个体真实、女性真实、命运真实、想象真实之后，诗歌写作才是成立的。这些日常的社会性景观被诗人通过词语进行扭曲、变形、夸张，再掺杂进白日梦和舞台剧一样的细节和精神氛围。似真似幻之间正好准确地达成了诗人的认知、介入和评价。而说到女性写作的“及物性”并不意味着当下大量的女性诗人群体在新媒体空间的各种装扮以及日常空间里的小里小气的自溺，也非像一些女诗人对社会公共问题的品头论足。我所说的这种“及物性”写作状态首先必须是直指人心深处的，必须是面对自我现实所产生的真实的情感力量乃至知性的重量。很多女诗人都很容易做早垂影自怜，但是却很少能够达到宽容、介入、旷达和自审的状态。

啰嗦了这么多，不知不觉深秋的夜晚已经降临了。“灯光转暗，你在何方？”

                                       癸巳深秋于北京雾霾中

沉重哀悼韩作荣先生！

   早上接桑恒昌老师电话，中国诗歌学会会长，原人民文学主编，诗人韩作荣先生因病于11月12日凌晨在京去世，沉重哀悼！诗坛的又一巨大损失！韩老师一路走好！

                          美的短暂性会提高美的价值

                                        娜夜

　　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写出一首诗了。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我不知道我为何开始，为何停下。然而，每当我发现自己又开始写诗，总是心怀诧异。
　　我的写作从来只遵从我的内心，如果它正好契合了什么，那就是天意。我信奉这些原则：
　　一个作家的意义就在于他提供了某种语言。语言是表达者的精神气象和精神质量。但习惯，是需要警惕的。
　　一个诗人的精神空虚感是绝对必要的。
　　诗人难以获得的是深度，宽度很容易。
　　人类的大视野，当然不是抱着地球仪写作的结果。
　　我希望我的写作，在敢于正视人的自身的局限性的同时，还进一步折射出这样的诗歌美学：“美的短暂性会提高美的价值。”
　　有时候，诗人的绝望不仅仅来自写作本身，还可能来自一本正在进行的自选集。你写的时间越长，就越是发现可挑选的好诗越少。某个秋天的下午，呆坐在书房里的你，甚至已经没有勇气继续完成一本叫《娜夜诗选》的自选集。
　　那些从来为自己叫好的诗人，他们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呢？
　　在忠实于自己的内心和过分强调诗歌的社会功能(比如启蒙、呼吁、批判、担当、揭露、反叛、悲悯等)之间，优秀的诗人更多地出自前一种。
　　我们的诗歌从来没有逃避现实，却没有力量穿透现实。
　　我说过，在人类的灾难面前，我允许自己失语。就我个人而言，那样的时刻，眼泪比写诗更诚实！
　　诗无论参与了什么，都不能因此降低了艺术水准。否则，就是对诗的伤害和利用。
　　我怀疑那些时刻准备用诗歌表态发言的诗人。还有，那些消费苦难的伪命题。
　　爱情诗：情就本质而言，就是无穷对有穷的一种态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把爱情诗看作人与世界关系的一种隐喻式书写。
　　一个从未写过爱情诗的诗人是不可思议的。他的生命是干枯的，至少不够丰盈。
　　董桥先生说：文字是肉做的。
　　写你的命运给你的——这多么重要！
　　知道你写的每一个字在干什么——这是诗的魅力。
　　糟糕的是，这个时代，人们已经不再认真阅读了。或者只以一种方式阅读：评奖的方式。诺贝尔文学奖或者一种尚未诞生的什么什么奖。
　　木匠的根本是桌椅板凳，而非满地蓬松好看的刨花。所以，写作是一件事，获奖是另一件事。
　　毫无疑问，诗人的任务是把诗写好。
　　关于诗歌与公共生活的讨论：让愿意参与公众生活的诗人积极地参与，不参与的也不是罪过。这才是正常的。就像有些人设法进入文学史，有些人觉得毫无意义。诗，一定不会是公共生活的主角。甚至，诗人这个称谓在公共生活面前都是尴尬的。仅仅把公共性理解成对社会生活的介入，对重大事件发言、表态，就太过简单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当天，卡夫卡的日记里只有：“德国对俄宣战，下午游泳。”你绝对不能说写出《审判》的卡夫卡对人类的大事无动于衷。
　　我以为：在公共生活中做一个有精神光芒和道德底线高拔的人，比写一首诗更重要。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在孩子们的课本里选编一些真正意义上的诗，比评诗歌奖更重要。

                                                      载11月11日《文艺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d0e0500102eske.html

◆ 新浪诗友愿意加入的，可以自选十首左右满意的作品，在自己博客置顶，并在本文后留言，留下网址，天荒自会去取。

◆ 访问地址 http://www.zcshige.com/ddsj/2013/nj/index.htm 

   第二地址 http://file.host.ewebdo.com/ddsj/2013/index.htm

◆ 点击封面也可访问↓ 

◆ 2013-10-31添加28人,11.1日添加23人。11.3日添加24人。11.4日添加26人。11.5添加33人。11.6添加29人。11.7日添加28人。11.8日添加31人。11.9日录入29人。11.10录入35人。11.11录入25人。12.12录入25人。11.13录入35人。11.14录入28人。11.15录入31人。11.16录入35人。11.17收录30人。

目录（11.16收录664人）

--------------------------------------------

A卷 阿阳 阿步 阿尔 阿月浑子 阿信 阿林之福 艾叶 艾华林 爱辉 傲骨柔侠 阿海 奥冬 安琪 阿尔丁夫 B卷 八零 巴松错 白公智 白连春 白兰 白鹭 北城 北岸 北杉 北犇 北残 北溪高羽 贝里珍珠 奔涌 笔城 白丽琴 逼戈 碧宇 边秋听雪 波吒 包苞 包尘 北国雪 布谷二丫 不等8 柏青栋 毕俊厚 笨水 碧波 薄雾清荷 C卷 蔡晓舟 蔡启发 沧成 程志强 蔡平 沧澜 彩虹 苍耳 曹成 曹僧 曹玉霞 曹文生 草树 草木容若 长河岸边 陈旭明 陈鹃 陈十三 陈雅琦 陈美明 陈年喜 陈宗华 陈显滨 陈小素 陈小玲 楚雨 楚云 春风得意 窗户 程建新 春霸 冲动的钻石 D卷 大连点点 大鹏 大川绿水 大解 大海 岱下人家 灯灯 邓海华 窦凤晓 东荡子 东来 党剑 铎木 得儿喝 东子剑 董喜阳 邓流沙 冬羽 蝶小妖 淡黄的温情 董玮 杜文辉 朵拉 F卷 方刚 方世国 非马 砝码 樊子 峰儒 风言 风之子 风起小沙 冯焱鑫 冯朝军 封期任 费城 飞廉 符纯荣 付顺生 付春海 付晓玮 G卷 冈居木 高其健 高廷金 高作苦 高兴涛 龚志华 格式 葛筱强 埂夫 顾海峰 高原风 宫白云 管一 郭金牛 广木子 谷冰 谷风 孤城 耿永红 H卷 海默 海市云裳 海烟 海尧 海韵 海郁 寒石 寒星 花纹如乐 寒月玉树 韩墨 荒原狼 何三坡 何燕子 何玉宝 黑光 韩景生 侯恩波 红土瓦 韩玉光 何华 何玉忠 鸿雁大使 红莲 红土 侯范才 胡云昌 胡弦 胡权权 胡平 胡识 花未眠 黑骆驼 黄迪声 黄晓平 黄治文 霍楠囡 胡伟贤 胡志松 槐蓝言白 沪上敦腾 还叫悟空 瑚图灵阿 黄河口守望者 湖北青蛙 J卷 嘉德 俭秋斋 见君 江耶 姜方 九生 健子 江一苇 解非 静子 姜华 金国泉 纪开芹 江玉中 江南山民 金迪 君儿 敬丹樱 靳志华 金黄的老虎 九十九道弯 角落的句子 静花惹絮飞 嘉天下 剑语 K卷 卡西 康桥 康湘民 客远 可可西 空也静 空巷子 空格键 空因 孔祥忠 孔占伟 苦楝树 L卷 老巢 老明 老四 老荪 老代 老祥 乐冰 雷平阳 雷文 离离 李国和 蓝雨 李成恩 李俄轩 李克利 李栋 李滨 李川 李文强 李长空 李定新 李传胜 李郅 李晖 李季 李森 李军帅 李元胜 李唱白 李南 李清荷 李荣 李易农 立原依依 李日清 李庆贤 李晓芳 李庆华 李满强 龙向枚 林雪 林伟民 林洪海 林艳华 林柏松 林国鹏 林小耳 临淄姜健 梁广 梁生灵 梁雪波 刘亚明 刘梅兰 刘棉朵 刘淑江 刘志军 刘丽莹 刘健鹰 刘兆红 刘琼 刘亚武 柳风 流泉 吕游 劳拉 鲁米 鲁亚光 鲁橹 鲁绪刚 路也 吕布布 李海君 卢恩俊 绿梅 绿袖子 罗晖 罗方义 凌峰 M卷 马永波 马启代 马新宝 马行 马彦 茅舍 毛韶子 毛焦火辣 毛子 梅子 梅雨 梅玉荣 梅山子 梅苑飞雪 孟冲之 孟昭莹 孟庆忠 梦璇 苗红年 梦里飞雪 梦幻 米正英 木头人 木槿子 木椿 木小叶 木剑有锋 敏树 木鱼 木棉古丽 牧雨 穆高举 沐墨磐 明朗哥哥 沫若使者 墨指含香 毛振虞 N卷 纳兰容若 南来风 拈花汉 聂晓宏 泥夫 O卷 偶尔 P卷 平果 庞清明 盘妙彬 潘洗尘 潘惠聪 潘玉渠 庞白 彭艺林 菩玉 漂泊客 潘伟 Q卷 齐宗弟 千山暮雪 秋灯吟草 钱军 青青子衿 秋雪 青小衣 齐鲁雪 祁俊清 秋石 晴朗李寒 邱籽 千千踏 清扬 秋若尘 清水秋荷 秦风 青青新河草 屈丽娜 秋水之湄 七颗 R卷 蓉儿 若水 任随平 如如 饶君萍 任先青 瑞云 若荷影子 容易皆自然 S卷 桑恒昌 沙戈 沙丽娜 沙克 沙马 陕南瘦竹 尚子熠 山叶 山人 山城子 山西北野 山茶蛋蛋 司玉兴 霜扣儿 手冩我心 书剑吟 沈方 盛晓红 盛军 诗慕生 诗之梦人 石佛 苏美晴 苏若兮 诗者今儿 诗小雅 穗穗 宋烈毅 宋小军 仕零 邵超 思杨 思无邪 史剑锋 舒丹丹 霜白 松林湾 松韵慧音 宋晓杰 孙成龙 孙慧峰 丝雨缤纷 孙斯杰 三峡红枫 双鱼 宋庆莲 孙海涛 孙利兵 孙文波 孙庆丰 沈彩初 苏扬 苏浅 苏枍北 孙学林 邵军祥 诗歌巨匠 孙清祖 松山居士 梭梭 帅泽鹏 T卷 汤养宗 田放 汤凌 唐九藏 唐诀心 唐棣 天涯碧草 田园围场 唐不遇 谈雅丽 田晓隐 天正蓝 凸凹 陶杰 唐益红 田园 唐诗 土也 图书拥百城 天下第一美 W卷 瓦刀 万世长 王单单 王妃 王宏侠 王浩洪 汪煜书 王宁 王甲乾 王琦 王建斌 王志彦 王祥康 王伟 王晓鹏 王文军 王璐 王夫刚 王钱军 微雨含烟 微紫 玮子 位娟 文泽予 巫小茶 无歌 武强华 吴相渝 吴祝平 舞雪 无非 无尘 温经天 X卷 西闽尘 西征 西厍 西粮人家 西棣 西凉 西渝海棠 西望长安 西北天狼 夕染 夏杰 夏明 夏箫 夏文成 肖辛 小雪 小苏打 谢虹 谢小青 行路的风 向天笑 向迅 心灵之语 乡土田园 辛荣祯 辛泊平 心曼墨香 徐辉 谢耀德 诩真 许敏 徐江 徐东 徐豪 徐赋 徐义平 徐泽 徐立峰 许文舟 许河子 弦河 肖振中 肖青 轩辕轼轲 熊林清 峡谷行云 向延波 学林 雪丰谷 雪野 雪儿 雪馨 雪戋 徐彪 薛松爽 Y卷 哑鸣 哑男 迎客松 雁无伤 燕庄生铁 杨光 杨克和 杨芳侠 阳君 伊沙 也牛 杨洛 云垂天 夜雨 野雪 闫文盛 杨罗先 杨若鹏 叶臻 雨后春笋 雨人 夜鱼 一箪 鹰之 银河望 杨建华 杨荣成 杨秀玲 幽林石子 油画男子 一池飞雨 于耀江 燕窝 依美 尹远红 杨全兵 野川 叶丽隽 余秀华 余文浩 余跃华 余笑忠 俞昌雄 雨兰 玉上烟 尹宏灯 袁征 以梦为马 于波心 于兰 于贵锋 余燕双 玙姬 于华 一样秋花 幽兰小诗 袁靖凯 远观 雅阁诗韵 玉珍 元正 月之故香 月魅 云亮 云海无岸 云淡淡 椰海雨林 阴阳鬼 余小蛮 郁敏 郁颜 雨荷 勇敢的月魅 一截朽木头 Z卷 翟见前 翟文熙 翟营文 张凡修 张后 张洁 张静波 宗昊 张丽丽 张筱 张执浩 张芳学 张惠芬 张冰心 张太成 张键 张晶 张沐兴 张作梗 张士国 张世明 郑敏 郑景川 郑茂明 郑中顺 郑玲 郑文艺 郑德宏 卓美辉 中华民工 中原马车 中国长治梦 中子 赵旭如 赵日新 赵长在 赵晓东 赵凯云 赵永林 周苍林 周腾飞 周正良 朱巧玲 朱绍国 朱红 朱海燕 朱仁凤 朱建平 逐云听风 祝世军 邹治海 曾学开 子夜 子薇 紫陌雪寒 紫穗穗 紫影 紫云英 宗海 醉江月 重庆张守刚 庄海君 爪哇岛 支禄 祝枕漱 作二

© 发布时间 2013-10-30

　　　                     雾年读诗，我的编后记

　　　　　　　　　　　　　　　　　　　　                         周瑟瑟

雾年读诗，心境是复杂的。

这是一个雾年。在小时候，雾是美的，我时常陷入对刚上学那会儿的回忆，清晨我背着布书包，穿过山林，松针上的雨水滴在脸上清凉又酥痒。浓雾绵延好几里，鸟鸣从乳白色的雾里浮起，这情境现在还让我陶醉。

陷入雾年与陶醉在童年回忆里，都必须脱身而出，读诗与写诗成了我的必修功课。

接到邱华栋兄的电话，他受出版社委托要编选一部年度诗歌选本，问我可否帮他约些诗人选些稿件，我与华栋共裤连裆十几年，自然不在话下。华栋虽然长于小说，但也一直写诗。他收藏有大批中外诗集，阅读量惊人，对诗歌他的眼光一直很毒，如果我选得不好，是难逃他的法眼的。要选出好诗也不难，好诗就在那里，你只要把它们挑出来，但要编选出一部有价值的选本却并不容易。

既然是诗歌年度选本，我想有一个层面可以重视，即诗歌生成与传播的方式与变化。如果能从不同的角度来客观呈现这种方式与变化，就抓住了当下诗歌的七寸了。我大致向华栋谈了我的想法，即从微博、博客、诗人微信、QQ诗群、诗歌网站、网刊、综合文学期刊、诗歌期刊、诗歌民刊、诗歌同仁刊物、年度诗集出版、年度诗歌奖项、年度诗人推荐、年度诗歌主题活动、年度逝去诗人、年度小说家的诗等多视角，共分十二辑的体例来编选架构比较全面，且能直接把当下诗歌的真实面貌反映出来。华栋认为这种做法有新意，从选本架构上区别了其它选本。

我平日读诗还是很多的，但集中通读大批量的作品，却生出了特别的感觉。据说一年的长篇小说产量有数千部，华栋比我更清楚，好小说并不比好诗歌多，小说与诗歌本不应做比较，但我愿意读诗甚过国产小说。一个诗人一年的写作量其实也有限，但中国诗人的队伍庞大，加在一起，诗歌的产量却是惊人的，一周来我大约读了450位作者的稿件，每人平均3首计，约有1300首，在较短的时间里集中通读，速度不会太慢，以我多年阅读的经验，基本上一眼看下去，好诗差诗，不出几分钟。

在这一个看似疯狂的阅读过程中，我要面对的是各式各样的诗歌，各式各样的诗作者，他们有的非常老道，是在诗江湖上摸爬滚打十多年的高手，作品干净利落，像一道闪电擦过我的眼睛，这样的高手出手必定漂亮。但有的诗人如果保持惯性写作，则难出奇诗，我称之为诗人的杰作，要选其年度好诗不难，首首均可，百分制的话可打80分，但要过90分的就没有了，这样的诗人占了大多数，只能选其有稍许亮点的作品了；有的诗人通过发来的作品就可以看出这一年来其写作非常不负责任，写得很一般，甚至有下降的趋势，问题出在哪里，是不是长期写作的疲惫感？中年写作的无力感？一个中年写作者如果丧失了斗志，陷入到一种享受型的写作，享受过去已经陈旧的表达习惯，连词语、意象都还在重复，那就完蛋了。

我愿意读到充满生机与创造活力的新作，我说我需要你的新作，但一些诗人发来的是旧式的作品，没有新写法也就罢了，但一个诗人丧失了对诗歌写作的敏感性，就变成了一把钝器。四平八稳的作品我们见的太多了，每年发在各式官方刊物，其实现在也不只是在官方刊物了，包括民刊与同仁刊物都有大量这样丧失了创造性的作品。

基于以上两种写作状况的出现，我更渴望读到具有原创性的作品，原创性本是诗歌的一个基本属性，可到现在却变成了奢望。我收到的作品，至少有一半是发在各地刊物上的，而这类作品除了极少数有那么一点原创性，大部分在迎合编辑们多年养成的审美口味，有的诗人发了那么多，就是挑不出一首有原创性的，可能是编辑们吃着舒服，做这道菜的人也做得不费劲。在我看来，没有任何“毛病”的诗正是一身的“毛病”，为了迎合大多数人对诗的审美口味而写出来的诗，看一首就够了，何必写出那么多呢？有几个人写就够了，何必一帮人都那样写呢？我读这成千上万首诗，发现正是由他们这些作品、经由他们之手在筑建一个“诗歌标准”，“诗歌标准”在我看来本不存在，如果存在这样日积月累的“诗歌标准”，那诗歌就真成了“标准”化产品了，与工业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有什么差别？

今年夏天在马莉的新诗集读者交流会上，我谈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诗歌精神何时能回来？那种爆发力，那种原创活力，沉睡了，消失了。我甚至渴望那种对诗歌文本的粗暴的创造力能够重现，现在有的诗人变得太精致了，像养在清水里的一株水仙，他们的诗也长得好看极了。

当然，世界总是在变化，诗歌的进步从没停止，少数心里有创造力的诗人一直在向前猛冲。收入本书中的诗人充满了活力，我多从民间诗人中来选诗，这个选本人数众多，许多人已经卓有成就，但更多的人还在民间沉默，写诗成了他们很自然的事情，所以我更倾向于选他们的作品。

本次选稿，因为有了微博，变得更加快捷与方便了，我的工作基本上通过微博完成了。选本也尽最大可能体现了微博、微信上诗人们的新活力，包括已经成了传统的博客、网刊与QQ群，我都有所选择。因为是一个年度选本，从传统的综合文学期刊、诗歌期刊到民刊与新媒体，都不应放弃，这正是世界保持活力，诗歌保持生命力的所在。而入选的诗人更是自然分布，没有做任何的事先预设，一切以诗的质量为选择原则。

2013年度诗歌最大的变化有哪些？我看有以下几个方面可以归纳。

一、90后诗人小兽般疯狂来袭，他们的出场比80后诗人更让人期待。本书入选的90后诗人，个个具有原创性，作品有了直接表达生活的激情，这种激情在我们这些被称为“前辈”的多数诗人中快磨得差不多了。关健是他们似乎更懂得诗是什么，诗该如何写，这点让人欣喜。

二、已经算老诗人的少数人又开始写，并且写得比原来还要好。这次入选的有吕贵品、岛子、许德民等人，他们当年都是写出过好诗的人，现在到了做爷爷的年龄了，但诗歌写作力惊人，今年有了一个小爆发。吕贵品在新浪微博上发诗算勤快的，作品出手也狠。岛子则在他的新浪博客上发诗，首首过硬，是人到老年的精神性写作，意象更加坚硬，节奏感加强了。许德民今年出版了一本诗集《抽象诗》，此次收入了三首，我一般都是选一首两首，他能入选三首，是有理由的，舍不得删，也无法删，他这批诗太有意思了。

三、微博上有原创活力的诗人的出现，与当年的诗歌网络论坛诗人有相似之处，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泥沙俱下式的写作也有相似之处，我不做过多比较，没意义，只看作品，一个叫@性13的人在新浪微博上即时写作，透过表面的喧哗，我看了她一部分诗，从中选了一首较为老实的《爸爸》。这样的原创性写作，我们应该尊重。

四、今年的诗歌活动从大而空中有了变化，像伊沙的“长安诗歌节”，深圳剧协诗人从容女士牵头策划的、霍俊明等人参与主持的“第一朗读者”，谭克修策划的“湖广诗会”，吕叶策划的“湘诗会”，大头鸭鸭策划的“诗98”潜江诗会等等，都脱离了大而空的传统，有了更鲜活的现场感。诗歌活动也有了从北往南迁的趋势。参与这些年度诗歌活动的诗人，本书都有收入，并且还做了小辑。

五、诗人推荐更加火热，伊沙的“新世纪诗典”推出了不少新人，还出版了《新世纪诗典》第一季，书卖得也不错。海啸的“挑灯夜读”，以网络媒体为主，李少君的“中国好诗歌”也结集出版了。

六、诗歌民刊与诗歌同仁刊物又有增加，长沙与西宁同时出版了名为《诗品》的诗刊，长沙金迪的《诗品》出了两期，发了杨炼、翟永明的新作。《诗建设》《汉诗》《读诗》《当代诗人》《天津诗人》《中国诗人》《明天》都保持固定的出版频率，形成了一个不同于民刊、官刊的由出版社正式出版的同仁刊物。本年度，阿翔、蒋志武等人制作了民刊《诗南方》，木朵制作了民刊《元知》，杨黎制作了民刊《橡皮》等，民刊、同仁出版诗刊或叫书籍，在今年保持有增无减的势头，本书为此做了一辑。

七、诗歌奖项又有了增加，本年度新增的有北京文艺网举办的国际华文诗歌奖，由杨炼、秦晓宇、杨小滨等人参与组织，把网络底层诗人与国外诗人请到了一起，推出了草树、冲动的钻石等人。还有由长沙诗人李荣组织的当代新现实主义诗歌奖，奖给玉上烟与草树出版一部个人诗集。由《十月》杂志的谷禾组织的袁可嘉诗歌奖，颁给了陈先发、王家新与李苙。

八、诗集出版有了速度，我没有统计今年出版了多少种诗集。长江文艺出版社诗歌出版中心的诗人沉河所负责推出的诗集应有上百种，并且诗的质量与出版的水平都较高。其中《愈心樵诗选》卖得很好。作家出版社11月刚刚推出了一套《标准诗丛》，收录了欧阳江河、西川、多多、于坚等人的诗集。由楚尘策划的《新陆诗丛》推出了中国卷与外国卷各六种，反响都不错。同时，小出版也暗流涌动，世中人的北京汉诗馆独立出版、周琦的不是出版基金、阿翔的木火车书吧工作室、刘春的扬子鳄书坊等等。我看到《葵诗丛》等个人诗集都是在孔夫子网与淘宝网上卖，属于按需出版，这是一种趋势。

九、诗歌微信悄然兴起，由中国诗歌流派网的创办人韩庆成推出的“诗歌周刊”与“诗日历”微信，做得最专业，并且有一个编辑团队在做，他注重90后新诗人与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老诗人，这两波人成了他重点推出的诗人。另外，北青传媒副总裁段钢主持的“以语文报的名义”微信群集结了当年一帮青少年诗人，他们人到中年，开始从“失踪”的状态通过微信发诗了，我读到了段钢、寒玉、叶宁、王垄、罗广才等人的短诗，马萧萧、师永刚等人的组诗，景旭峰的长诗，让人欣喜，由于本书的容量有限，景旭峰的长诗只能放到另外一本书中了。还有中影集团的诗人伐柯主持的《边缘》诗刊微信群，把当年大学生诗人重新集合在一起，像王强、郭力家、郭长虹、陈朝华、韩国强、施茂盛等人，都拿出了新作。

十、小说家们也在偷偷写诗，本书就做了一个小辑，小说家写诗算副业，但蒋一谈的诗有了新气象，他把小说的情节与对话带入到诗里，够有原创力了，不要以为他只是把小说写成了诗，他是一个有想法的写作人，诗人从中应有所启示，诗也可那样写，不要以为诗就是你写的这个样子。诗人赵原今年在微博上也推出了他的“小说诗”，很有意思。瓦当、钟二毛、华秋、马叙、马拉、陈应松、叶开、林白的诗也值得一读。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小说家在写诗，诗让小说家们手作痒，那就来写吧。

十一、本年度诗人的伤感，先后有雷抒雁、牛汉、东荡子、王乙宴、韩作荣逝世，生命走到了尽头，但诗歌还在继续。今年还是顾城、谢烨离世20周年，《今天》做了一个纪念专辑，唐晓渡等人接受了媒体访谈。但这几天还躺在医院病床上的诗人梁小斌，因无医保而让人痛心，马莉为此在新浪微博上拍卖了她一幅画，今天下午已经将15万元打到了小斌的募集账号上了。伤感中还是有了一丝欣慰，我不知诗人算不算世上孤独的人，但此时我感受到了诗歌的温暖。

写了这么多，窗外的天空飘起了洁白的云，这是今年在北京难得一见的奇妙天空。我把今年称作雾年，中国人有雾中看花、雾中行走的传统，但雾年读诗，我却读出了这么多感慨，在这篇文字的最后我希望明年的雾少些。今天天空的白云一朵一朵，像书中的90后青年，他们应该是快乐的。

是为编后记。

　　　　　　　　　　                        2013年11月17日于树下斋

  70后：理想主义年代的最后背影

  ——《山东文学》下半月70后诗歌大展编辑手记

马启代

城市在瓦解，大地是尘埃的列车

只有诗歌，知道迎娶这片天空

           ——阿多尼斯《沙漠》（一）

2013年1月一个普通的黄昏，被雾霾笼罩的津门其实已经混沌不堪，我裹着一身的寒气与罗振亚、朵渔、罗广才、马知遥、段光安诸兄用诗歌和酒水取暖。我的内心依然充满与这个世界的张力，见到朵渔，我首先想到的不是“下半身”写作，而是他曾经在诗中引用过的两行诗，自见到他，它们一直在我脑海里回响：“我悲哀地望着我们这一代人！／那前途不是黯淡就是飘渺”，这是莱蒙托夫的诗句，来自他的《沉思》，此刻我们都学会了安静地交流。

是的，按照俗常的代际划分，我是60后，他是70后，但我一直固执地认定，1965年至1975年出生的诗人更像血脉相通的兄弟，我们的历史记忆、精神渊源、梦想和疼痛来自基因基本相同的病灶。记得那次我们聊了不少，我敬佩一个自由、独立的人，一个内心怀着悲悯的人，知道在大雪覆盖的时代，仍有不放弃手中扫帚的人。我们相遇的情景近似于他在《最后的黑暗》中的描写：“走了这么久／我们是该坐在黑暗里／好好谈谈了／那亮着灯光的地方／就是神的村落，但要抵达那里／还要穿过一片林地／你愿意跟我一起／穿过这最后的黑暗吗？／仅仅愿意／还不够，因为时代的野猪林里／布满了猎手和暗哨／你要时刻准备着／把我的尸体运出去／光明爱上灯／火星爱上死灰／只有伟大的爱情／才会爱上灾难。”

这就是我远离诗坛十几年后第一次近距离地面对“70后诗人”，朵渔所传达出的精神气息、所显露出的精神气象、所具有的天然的精神质地让我震撼。霍俊明先生说“一代人，更是一个人！”，谢谢他在前言中对70后所作的综述和剖析，让我的文字能直接从“一个人”开始。

话题回到“70后”。纵览近二十年来有关70后诗人的重要文献，我觉得张祈在《论七十后诗人及其写作策略》一文中的一些分析基本涵盖了几个理论问题，如这些诗人的精神成长、诗学主张、自身素养等，是的，他们不喜欢PASS式的革命，这一点与此后不久被少壮的80后英雄们试图送葬不同（见汪峰《谁来为现时代的伪诗歌送葬——一份80后短简》），但他们显然有着自身的焦虑和渴求。霍俊明在《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一书中曾在《结语：逆光中的漂流瓶》中如此诠释他的定义，认为“这是清醒而困惑的一代，这是理想而迷茫的一代，这是守旧而先锋的一代，这是沉默而张扬的一代，这是必须单腿立于‘而’上的一代……，这是一代最后的尴尬的理想主义者，这是最后的后工业时代闪光的黑色建筑中歌唱农耕与灵魂挽歌的一代。”按我的理解，70后特别是1975年之前的这些人，血管中流淌、沸腾着的理想主义色彩更为浓烈和本真，他们才是真正既留有文革记忆、饥饿回忆、自由之殇，又经历思想启蒙、现代主义洗礼、江湖痞气熏染的一群。尽管霍俊明“发现这一代人身上，普遍有一种对广场等宏大的集体或政治事物的疏离、不屑一顾，甚至反拨，在这代人身上，革命、政治、运动的‘广场’和‘纪念碑’已经成为遥远的历史烟云，”但他仍然发现“这股烟云作为潜意识里一种病灶，却时时刻刻在血液循环并发生着足以致癌的基础效应”，最后他不得不承认，当物质和欲望构成新的广场价值伦理而成为召唤的旗帜和考核的天平时，“他们依然因为特殊的教育和简单的成长经验，对自我所不能到达或验证的壮烈的集体政治生命体现了隐秘的钟情，并由此而导致了精神胃口中的第一饥饿感的到来。”、“红色和理想主义时代的尾声仍然在这座70年代的老式挂钟中有着持续的回响” （引文见上书）。当这期70后诗人作品专号送到霍俊明手上时，历经近十年的时光变幻，他突然发现当时所见到的资料只是“庞大森林般写作群体的一部分。如今这一群体更为庞大。”而他自己面对公信力和辨识度的空前丧失、面对主流精神不断涣散而个体幻觉不断膨胀的现实，竟然难以找到一个合适的“词”给这代诗人来命名了（以上引文见本期序言）。十年来，中国社会继续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中国汉语诗歌和70后诗人的写作也不断在大浪淘沙中前行，如果说国家经济体世界第二的繁荣被盘诘为假象，贫富差距激增、环境恶化和腐败泛滥被定义为表象的话，其社会运行的本质病症必然在这代有着家国情怀的诗人灵魂深处引起隐隐的灼痛。遥想他们刚刚亮相诗坛的年代，“今天”派已被第三代宣布PASS，“86大展”落幕后群雄逐鹿依然激烈，神性写作者一脉的翘楚成为社会进步的祭酒，民间和知识分子写作的滥觞正在形成，与霍俊明先生略有不同看法的是，这代人的农耕氛围不仅来自政治余热的延续，还是来自传统中国文明的劫后余生。尽管1949年后乌托邦式的社会变革伤害了中华文化的根须，但古老文明的基因依然以顽强的生命力在冰层中保留下一丝丝活力。现代化虽然不是古老文明的复活，古老文明却以良莠混杂的丰富性必然介入现代化的过程，他（她）们的疲惫、倔强、漂泊、困惑、坚持和抗争，既有个性张扬的现代特质，又有传统文明中对“道”的内在坚守。从本期专号的文本看，至今在他（她）们的诗行里犹回荡着“天下”的声音。可以说，70后诗人中最可贵的应当是既承继和弘扬了传统文明的优秀质素，又吸纳和创作性地融合了现代文明要素的那部分人。他（她）们与60后的一代人一起，参与了对黑暗、蒙昧的声讨和控诉，又一起加入对公平、正义和良知的护守，也就是既加入对专制意识形态的抵抗，又拒绝了物质主义的变相收买，而且自己并未陷入身体欲望的泥淖而不能自拔。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把他们看作理想主义年代最后的背影。当年江非的“通过判决书来运送自己”和“报纸上布满了红色的灰尘”（见江非《致哀》）的诗句，是一个时代的挽歌，更是一代人的起诉书。而他们中的优秀分子（本期专号中的多位诗人）一直保持住了这一怀疑、批判、不停追问、包容、大爱的精神底色，成为超越于以日常生活为源头的“下半身写作”所导致的“写下半身”和以乡土故园为源头的“乡土诗”所导致的泛乡土化写作而具有新的理想光芒的精神斗士，他（她）们个性突出的诗学成为对“今天”派的隔空对接，在现代性的蜕变中与60后诗人中的优秀分子共同肩负着“建设”和“守护”的使命，是精神秩序和艺术伦理形成的行动分子。如此考察70后的心理纹路和精神历程，我们会在“来路”中触摸到“出路”，无论诗人们今天居于什么角色定位，处于社会的什么阶层，一代人大同又各异的美学风貌都十分清晰鲜活。

还是来说说朵渔。我无法掩饰我对朵渔们的偏爱，如果要列名单会是一个很长的序列，如宇向、孙磊、晴朗李寒、江非等等等等。其实朵渔也无需我多说，他的作品本身、他已经说过的和别人说过的已经足以让我省下下面的笔墨，但作为阅读编辑过程中的一次精神畅游，我还是愿意记下心灵底片上的点点痕迹。本期专号朵渔发来的稿子一共18首，总题为《小叙事Ⅱ》，对宏大的有意规避，其实正表明了对过往的不忍割舍或无法遗忘。在读这组新作之前，我脑海中留有他不少挥之不去的句子，那些饱含精神重量的诗句，一次一次把我带回自己的精神领空。面对十月的夜空，他写到：“今夜，月亮一党独大／所有的星光都羞于闪烁∥祖国已经脱光了／谁来陪她玩一玩？∥今夜，光明在黑暗中继续卖弄／迷雾在诱惑一朵小花提前开放∥为什么那么多嘴唇不去亲吻却在废话连篇？／为什么那么多懂行的人却在不懂装懂？／幸亏还有几个因羞愧而提前死去的人∥幸亏还有几个因羞愧而推迟复活的人／谢谢这样的人——”（《谢谢这样的人》）他曾说过：“从哪里爬起来，争取在哪里再摔一下。”何以如此决绝呢？是什么若冤鬼毒蛇般梦牵魂绕？这恐怕是一代人、几代人都无法清除的痛苦。我不管别人读出了什么，没有飞蛾扑火的精神不会做如此地歌哭；我宁愿把此当做自屈原一降，历经两千多年，直到《回答》和《一切》在二十一世纪的回响；我不愿仅仅把它作为白银时代诗人们的精神闪回。“一只蝴蝶死去了，另一只蝴蝶飞起来”，2008年10月，他在《追蝴蝶·后记》中如此记录自己的心境：“一个诗人能够承担什么呢？诗人能够承担起最虚无的价值，和最无用的理想。在一个铁的时代，一个恶的质素四处蔓延的国度，诗人通过唤回自我身上那种‘充满激情的状态’（尼采），逼迫人们倾听自己的内心；诗人通过放下一切物质的重负去追逐那自由虚幻的蝴蝶，将那最幻美的形象呈示给人们。诗人是偏离轨道的人，但无论如何，他都是要让我们的人生变得更美好，而非相反。……诗歌不是让人学会仇恨，而是让人变得善良。那追蝴蝶的人，必天真烂漫，必自由无邪。在面向时代的写作中，这是一种自我纠正。”作为体制的钢筋水泥遍布社会每个毛细血管的社会，他自愿辞去所谓的公职，做一个很难有生存保障的自由撰稿人，他热情地、无怨无悔的燃烧，因为思想和诗句都是热血压缩而成。他精神视野里横亘着的那道脊梁不仅仅属于他个人，如果说被人误读和诟病的“下半身写作”从一开始就被扭曲和庸俗化从而演变成一场滑稽可笑的身体大游行，那么很快跳出这一魔圈的朵渔同样很快洗清了本不应有的污水而显露出本来就有的朗朗诗魂。他在《七年来》中反思、反问，并以宗教徒般的宽恕口味说：“七年来／我终于和世界讲和：／请它赐给我鞭子，／我将回赠以诗篇。”仿佛菩提树下开悟的释迦穆尼，这正印证了马云的一句话：“胸怀是被苦难撑大的”，艺术和诗的精神空间也是诗人历经磨难而灵魂升华的结果。到了这一境界，人生精神和艺术精神都是超越于生死的。他多次写到死亡，死亡意识是每个现代诗人都具有的悲剧精神的内核，正如乌纳穆诺在《生命的悲剧意识》中所讲到的：“如果我们没有经历或多或少的苦难，我们又如何知道我们的存在?除了受难而外，我们又如何能转向自己而获取到深思的意识呢?我们享乐的时刻，我们忘记了自己，忘记了我们的存在；这时候，我们变成为另外的一个人，一个陌生的存在体，我们隔离了自己。惟有藉着受难，我们再一度成为自己的中心，我们再回到自己”。纵观70后诗人和朵渔的创作，这不正是绝好的注脚吗？自然，朵渔的悲剧意识明显地具有这代人的特定内涵。他在《丹东————读毕希纳《丹东之死》一诗中很突出地表露出这一特征。“亲爱的雅各，塞纳河在流血，而你／却让断头台裂变成一座悬崖／恐怖大于革命史，贵族的血／浇灌出一朵恶之花／曾经，革命就是我的名字／我曾在马尔斯广场上向王权宣战／我就是长裤汉们的大神朱庇特／但巴黎需要面包，而不是人头！／自由必须高于恐惧，革命的／骏马必须在妓院的门前稍作停留。／当王后、罗兰夫人和吉伦特派的血／灌满了马拉的浴缸，革命／已成为一场无望的泅渡。／用你的道德去统治吧，罗伯斯庇尔／你不贪钱，不枉法，不跟女人调情／你正经得让人厌恶，但你手上的血／已变成巴黎的一场冻雨／你活着吧，我要去死。／谁相信毁灭，谁就会得救／断头台就是最好的医生／我知道，萨图恩专吃自己的孩子／你无非想要我这颗人头，拿去吧／死去比活着更容易／真是无聊啊，生活就是一种重复／总是夜里上床，早晨再爬起来／这一切该如何结束？简直一点希望都没有／我决定去死，为革命再增加一颗人头／有人死于恐惧，有人死于愧疚／我将死于两者的共和。”我能理解孤独的朵渔怎样一次次在冰冷中记下自己的随感，怀着怎样的无奈和怨愤阅读米沃什、辛波斯卡、布考斯基，如何在沉沉暗夜里把自己的双瞳拨亮。理想主义者是悲凉的，诚如阿克顿勋爵所言，“自由历来友人稀少而敌人众多”，何况面对陷在物质和感官欲望中的狂欢者，因为“他们不需要／你的爱，有时这爱还会被他们／调制成一道深夜的开胃餐”、“写作，也是如此吧，躲开一切／荣誉，甚至躲开你命定的读者／向一个人孤绝的幽暗中开挖”（《黑》），“向一个人孤绝的幽暗中开挖”——这就是思想家的朵渔、诗人的朵渔，我们60后、70后和所有诗人的好兄弟！如此你才可以理解他的诗句，他诗句中安静地散发出的浓浓火焰。“一个旧我被清空了，死亡徒有其表。／人生其实就生在这死里。”（《善哉》）“必须为自己建造一所朝向内心的／牢房了”！——这就是朵渔，那个“确信，那首／命中注定的诗，依然没有被写下”的朵渔！

陈代云在一篇《“70后”何以成立？》的文章中对“70后”这一概念的形成做过较详细的考察分析，认为这个概念始于小说创作，首先出现在民刊《黑蓝》创刊号（见陈卫《我与“70后”始末》），“70后诗人”的概念由此衍生。1996年《小说界》最早开辟“70年代后”作家专栏，此后，《芙蓉》、《北京文学》、《作家》相继效仿，《收获》、《钟山》、《花城》、《上海文学》等也随后跟进，文坛挂起一阵旋风。根据刘春编辑的《70后诗歌档案》资料可知，1997年北京《天地人》自21期起连续六期推出“70后诗人”作品专辑，1998年杨平在台湾主编《双子星人文诗刊》推出大陆“70后诗人”专辑，同年 12月22日北京“蓝色老虎”现代诗歌沙龙在清华大学主办“70后”诗人作品朗诵会，出版了作品集，1999年5月安石榴主编的《外遇》诗报第四期推出“70后”诗歌版图，同年，《诗林》春季号、《山西青年》7期、《科学诗刊》冬季号推出“70后”诗歌作品专栏，年初由黄海、王琪筹办的《七十年代》诗报出版，12月27日北大五四文学社、七十年代工作室、雅典工作室举办“70后诗人”朗诵会，并印发诗集，2000年1月，黄礼孩在广州主编《诗歌与人》推出“中国70年代出生的诗人诗歌展”第一回合，成为一个标志性事件，此后，《诗选刊》等连续推出“70后诗人”专栏，许烟华还曾专门编辑过生于1970年诗人的专题诗集等；最早由70后诗人创办的刊物则是马潇潇于80年代创办的中学生报纸《青少年诗报》（见世中人《“70后”民刊和网站》），90年代初期我见到的出版物有《坚持》（广子、狼人主编）、《龙》诗报（石龙主编）、《新世纪诗潮》（唐朝晖、李步钊主编）、《麦地诗报》（星子主编）、《天地人》（世中人主编）、《太阳诗报》（张脉锋主编）、《青春诗报》（于贞志主编）、《东北亚诗报》（杨勇、杨拓主编）《锋刃》（吕叶主编）、《扬子鳄》（刘春、麦子主编）等，因为我当年主编《东岳诗报》，与许多民刊有交流之谊，转眼二十多年过去，不想成为定格在历史长河中美好的回忆，今天重温这些熟悉的名字，分外怀念当年那充满激情的诗歌岁月，思念那些额头上长满沟壑、心灵因诗而依然年轻的兄弟们！无论是当年积极的倡导者，还是一开始就怀疑这种划分的人（如朵渔就在《有关“70后诗歌”的几个问题》中质疑过这种划分是虚妄的或者期待的），大家都已到中年，历史给武断地扣上了这顶帽子。但如霍俊明所言，“一代人，更是一个人！”历史不会漠视每个个体的创作实绩，写作毕竟是一场马拉松！

实事求是地讲，能选入本期专号的诗人诗作都有值得褒赞之处，这201位作者中很多人都是已经很有名气和成就的诗人（尽管还有个别的诗人因没有新作或信息不畅没能走进大展），但我们心中不断默念着这些诗人的名字。特别感谢执行主编、也是70后诗人高艳国先生的策划，感谢郑正西、罗广才、苍劲、翟营文、张晶、许烟华、陈劲松、广子、张洁、柏明文等诗友的宣传和支持，感谢编辑北陵王、董玮、兰雪、岩峰付出的巨大劳动，更要感谢近千名参与本次征稿的70后诗人。写到这里，望着窗外初冬的寒夜，我想起了2007年1月22日霍俊明和江非在额尔古纳皑皑白雪中的相遇，想起2013年1月31日我和朵渔在天津茫茫人海中的相逢。都是因为诗，因为心中的真理，我们都还继续写着，与坚持写着的朋友一起呼唤着未来。我有一首《赠朵渔》的诗，最后抄在这里，转赠给70后诗友和所有看到这期刊物的人：“——谢兄弟用星光给监狱颁发荣誉，我的眼中聚满了星辰／作为众鸟中最黑的一只，我的歌只属于天空∥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再辉煌的夜景也成了陪衬／野猪林里射出的暗箭，让这个时代千疮百孔∥……你写你的《丹东》，我就《写给亨利希·曼》吧／作为与体制绝交的人，你我都只对镜子致敬∥如今，雾霾遍地，冰雪尚未清扫，血肯定还要清算／那条黑暗的路，正从黑暗里向外爬∥你听，天上人间到处都响起沙沙、沙沙的扫帚声……”

                                    2013年11月11日

         一代人，更是一个人

            ——关于《山东文学》下半月”70后诗歌大展”

 霍俊明

当我和老家的朋友在秋天的雾霾中走向天安门灰蒙蒙的广场，我更愿意在能见度空前降低的境遇下感受生活和写作之间的真正关系。而最早接触和阅读“70后”诗歌则是我在2005年左右开始写作《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的时候。限于当时有限的阅读材料，我只看到了这一庞大森林般写作群体的一部分。如今这一写作群体更为庞大。甚至随着博客、微博、同仁刊物以及个体经验的日益成熟等多重因素的刺激这个群体的数字仍在不断激增和攀升。而在一个阶层分化和新媒体制造的多元化的社会空间里，包括“70后”一代人在内都不能不面对这样的一个语境——写作的公信力和辨识度的空前丧失。在主流精神不断涣散而个体幻觉不断膨胀的年代，已经没有一个绝对意义上的“词”能够获得共识与普遍认可度。正如沈浩波在《诗人能够直面时代？》中所提出的“今天的时代，是一个浩浩荡荡的时代，一个迅速摧毁一切又建立一切的时代，是一个如同开疯了的火车般的时代，是一个疯狂的肆虐着所有人内心的时代，是一个令人瞠目结舌气喘吁吁的时代。这么大的时代，这么强烈的时代，我们的诗人却集体噤口了，到底是不屑还是无能？”在一个全面拆毁“故地”和清楚根系记忆的年代，诗人不只是水深火热考察者、测量者、介入者甚至行动分子，还应该是清醒冷静的旁观者和自省者！对于“70后”一代人而言尽管“个体诗学”从来都是存在的并且是每个诗人都秉持的，但是整体性的历史遗留、现实境遇和精神境遇却使得他们呈现了不可规约和消弭的共性征候。当然，共性也必然是以个体性和差异性为前提的。每一代人都是由差异性的个体累积成的，对于代际意义上的一代人而言更是如此。基于此，对于“70后”一代诗人的写作而言我更愿意指认的是——“一代人，更是一个人”。

1.

对于200多位“70后”诗人而言，任何言说都不能不带有虚妄的成分。在诗歌技艺、精神征候、思想视阈以及时代境遇、地方性知识等层面来谈这一代诗人自1990年代后期以来的诗歌写作更近乎不可能。尽管我从来都不否认甚至不断强调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对于一个诗人的重要性，但是我越来越觉得诗歌是需要阅历和经验的。“70后”一代近年来的诗歌写作不断试图在历史与现实、经验和想象、表意和语言的诸多限阈之间进行摩擦、龃龉甚至撞击。面对这些带有个人冥想能力、现实介入能力、文体创造能力、精神成长能力以及个人化历史想象能力的文本世界，这个时代的阅读者和批评者是否做好了耐心阅读的准备？新近的上海书展上，潮水般粉丝叫嚷声中郭敬明的新书发布会让那些正在伴着小提琴朗诵诗歌的人们真正感受到诗歌的冷遇和尴尬。而在我看来这一代人通过诗歌要完成的工作就是——关上路灯和车灯！让我们看看这个时代已经造成的后果和一个个灾难性而又难以自知的精神图景。在时代的雾霾天气里，我们的诗人该去往何处？

我们都难以自控地跟随着新时代看似“前进”的步调和宏旨，但是却很少有人能够在喧嚣和麻木中折返身来看看“来路”和一代人的命运“出处”。而即使有一小部分人企图重新在“历史”和“现实”两岸涉渡和往返，但是他们又很容易或者不由自主地成为了旧时代的擦拭者和呻吟的挽歌者，成了新时代的追捧者或者不明就里的愤怒者。而一种合宜的姿态就应该是既注意到新时代和旧时代之间本不存在一个界限分明的界碑，又应该时时警惕那些时间进化论者或保守论者的惯性腔调。而任何回顾性的企图都可能会被迎面飞奔而来的“卡车”撞翻，任何与现代性时间抗衡的人都不能不因为“乡愁”而患上焦虑症和失眠症。吊诡的则是“70后”一代人恰恰有着集体性的“乡愁”情结。由此需要追问的是如果一代人将视野投注在一个尽可能集中的区域，那么他们所呈现的诗歌之间具有怎样的差别、个性和互文性关系呢？如果说这些诗歌之间可以被相互替换，那么写作在创造力以及持续性的程度上考量就是失败和无效的。事实是，无论是对精神“出生地”的挽歌式的追思，还是对历史、存在、时代三个维度上的开掘与推进以及个人精神成长史自我叩问，一个既单纯又繁复的诗人形象已经在一代人中确立起来。回溯历史和介入当下是相互打开的。历史和现实之间并没有一个严格的界限。在一个精神“能见度”不断降低的年代，诗人的困窘以及写作难度可想而知。痛苦而万幸的是这一代人不仅看到了高高矗立的“纪念碑”和城市建筑，而且也注意到它周围纵密的街区、低矮的草群和卑微的人群。他们的很多诗歌具有傍晚来临一样的沉暗气质。由此我在“70后”焦虑、尴尬、分裂、忧郁、沉重、踌躇的“诗人形象”这里看到了探入内心深处的忏悔意识（除了生命诗学的层面更大程度上还代表了后工业时代的救赎心理）以及一颗世俗之心形而上的仰望与盘诘。然而在繁复的精神向度上而言诗歌仅仅做到一种“怨愤诗学”还远远不够。诗人除了表达愤怒与不解，还必须转到时代表盘的背后去细心查看那些油污的齿轮和螺丝，去印证摩擦系数、润滑指数以及指针锈蚀的可能性参数。

这注定是一个没有“故乡”和“远方”的时代！城市化消除了“地方”以及“地方性知识”。同一化的建筑风貌和时代伦理使得我们面对的是没有“远方”的困顿和沉溺。极其吊诡的则是我们的“地方”和“故地”尽管就在身边，但我们却被强行地远离了它。而“地方”和“故地”的改变更是可怕和惊人，所以我们文字里携带的精神能量的地理空间成为不折不扣的乌有之乡。曾经的乌托邦被异托邦取代。而当飞速疾驶的高铁抹平一个个起点和终点，诗歌就成了作为生存个体的诗人反复寻找、确认自我与“前路”的一种方式。在隆隆的推土机和拆迁队的叫嚣中，一切被“新时代”视为老旧的不合法的事物和景观都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在消亡。然而诗人在此刻必须站在前台上来说话！在此诗人不自觉地让诗歌承担起了挽歌的艺术。那些黑色记忆正在诗歌场域中不断弥漫和加重。诗人所目睹的“时代风景”更多已经变形并且被修改甚至芟除。“真实之物”不仅不可预期而且虚无、滑稽、怪诞、分裂、震惊体验一次次向诗人袭来。诗人已经开始失重并且给时代巨大的离心力甩向无地。由“70后”的乡土、城市以及模糊的地带的生存和诗歌空间我想到的是曼德尔施塔姆的诗《列宁格勒》的第一句：“我回到我的城市，熟悉如眼泪，/ 如静脉，如童年的腮腺炎”。然而当我们再次考察诗歌的地方性和空间构成时一种巨大的陌生感却不期而至。很多“70后”诗人的写作是身不由己地从“故乡”和“异乡”开始的。现在看来“故乡”和“异乡”在“新时代”的命运用“震惊”一词已经不能完全呈现我们的不解以及愤怒。即将被拆掉和分解的不仅是旧宅、庭院，而且还有那个叫“往昔”、“乡土”和“历史”的词。值得注意的是一部分“70后”诗人，如江非、沈浩波、朵渔、徐俊国、哨兵、轩辕轼轲、黄金明、刘年、赵卫峰、马非、谭克修等，他们的诗歌可贵之处来自乡土却又超越了乡土。这对于当下众多粘滞于“乡愁经验”的诗人们而言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启示。他们诗歌里的“平墩湖”、“沈家巷”、“鹅塘村”和“洪湖”显然不再是单纯的地理空间代名词，而是成为重组后的个体灵魂和现实景深结合的场域。这是语言和精神的“求真意志”过程。而“地方性知识”在一代人的诗歌谱系中更多是作为连接历史与现实，家族与时代的一个背景或一个个窄仄而昏暗的通道。这些具有暗示能量和寓言化的场景正是曾经的乡土中国的黑灰色缩影。诗人在此要完成的是极其艰难、不可思议的工作——为地方性知识，为了一颗固守的心地。诗歌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与精神语境下不得不面对着多重困境。面对着那些沉暗的异乡人、出走的人、再也回不到故乡和旧地的人，诗人的面影无比沉暗。当一个极其强大的城市化和全球化时代到来和迫近的时候，曾经的物我一致性体验被强行撕裂。当这些老旧和固化的词语再次出现在“70后”诗歌中，它们就与诗人一起成了空荡荡的被追挽和默祷的部分。这些文字化的空间地理作为新世纪以来中国乡村书写的代表性符号以及精神坐标为当下乡村书写的困境和出路提供了重要参照。他们又并非是单向度的“乡土诗人”，而是将中国当代现实和精神性的历史无限压缩在一个个地方的入口，同时又通过放大镜的方式将所面对的一切提升到最为宽远的精神空间和寓言化状态。他们不仅呈现了一定程度上的特殊的“方言”属性的地方性知识，而且还更为重要的是呈现了“地方”的变化及其背后深层的动因和时代机制以及个体命运。在“70后”的诗歌世界中我们能够看出诗人试图彰显和呈现的并非是高不可及的“天空”和形而上的高蹈与阵痛，而是实在的生命体验、乡土记忆、个性情怀、生存观照。在一本黑色的亡灵书上时代和理想开始陷落。“失根”的漂泊状态和“异乡”的失重体验成为这一代人的宿命表征、精神症候和时间简史。尽管作为出生地的故乡永远会成为心口的反复裂开的伤疤，尽管诗人仍然试图一次次地“返回”，但是最终还是丧失了来路和精神出处。在此意义上这一代人续写的只能是“失败之书”。拆迁队和挖掘机以及强硬的GDP作为新时代的乌托邦迷恋不仅在拆毁着“旧宅”，更是在拆毁着“历史”和记忆。这一可怕而又不容置疑的斩草除根的过程使得诗人必然强行从前现代性的乡土中国中被拔离出来并如草芥一样被扔进烟尘滚滚的城市化和城镇化的道路上。诗人目睹了一个个废墟。带有前现代性乡土的众多“70后”的诗歌中有很多被历史、时间、权力、政治等力量所闲置和荒废的“器物”。这些被历史闲置的“器物”代表了世界和社会的构造，代表了更具精神启示性和命运性的事物关联。这自然牵涉到历史、政治、社会、文化、语言和人自身的多重纠结性的存在关系。这一代人似乎一直有着重新追寻“逝去之物”的冲动。无论是对于一条消失的小路，还是对于一条流到中途就消失的河流，他们都集体性的呈现出关于“时代废弃物”的孤独而决绝的追挽。一代人心里塞满了沉沉的铁块。即使是乡村的教堂也不能救赎一个时代的乡村陷落以及城市化时代溃变的夜色。但是，诗人并没有轻易放弃。他们在时代的废弃物中找到了那只蒙尘已久的马灯，小心翼翼地提上它走在路上。诗人目睹了火焰残酷消失的过程，但是也只能反复劝说自己去相信“真理还在”。

对于怀念“乡土”却又最终失去“乡土”的这一代人，写作似乎正印证了“行走”诗学在当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然而我们也必须要注意的是“行走”在这个时代的难度。这种难度不仅在于我们在集体的城市化和现代性、全球化时代“行走”方式发生了转捩性的巨变，而且还在于“行走”时所目睹的地理风景甚或时代景观都几乎发生了了天翻地覆的“除根性”改变。面对着混杂着前现代、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地理景观激发的是一代人怎样的情怀和想象呢？值得注意的是“70后”在诗歌中抒情主体的位置放的很低。这样的姿势利于情感的开放性抒发以及宽阔而深入的观察视角。他们一直在追问和确定行走途中自己所处的位置和角度。面对着崭新的城市、工地，他们是迟疑的、诘问的、怀疑的。这种清醒的认识现实的方式是值得肯定的，而这种清醒是必然要以孤独为代价。而对于亲身经历过“乡土中国”的“70后”一代而言，其对个人精神性的地理以及行走方式可能要比“80后”和“90后”深刻的多。对于“地方性知识”正在消失的时代而言，诗人再次用行走开始诗歌写作就不能不具有时代的重要性。然而，我们的诗歌可以在行走中开始，但是我们又该在哪里结束呢？

2.

当然，如果一代人的写作仅仅沦为了伦理化的冲动和社会学意义上的批判功能则未免显得狭窄。而我看到的则是很多“70后”一代人仍然试图在新世纪以来的写作中于喧嚣的城市化时代继续寻找内心安静的时刻以及自然和时间元素伟大的一面。尽管这种时间性体验的抒写和普世化的情感表达不得不被各种意想不到的场景和声音所打断。在大海、雪地、灰烬、天空、星光、教堂等这些带有明显的精神性的场景中一部分诗人（比如黄礼孩、孙磊、刘春、阿翔、李寒、余丛、芦苇岸、江离等）仍然延续着高蹈性的精神质素。这也是为什么像高世现这样后起的“70后”写出不可思议长度的诗歌的重要动因。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诗歌写作的沉潜状态在我看来更像是一个人将诗歌的光芒投注到细微或广大的自然万物以及时间性的景象当中。这些看起来内倾、沉潜的个人性的精神实际上并不轻松。在回叙和预叙视角的转换中这一代人必须勇敢地承担使起能够享有的长久的亮光。黑夜中执着闪亮的雕刀正如星光照亮了卑微的阴影，诗人点亮的是一个略显老旧和落寞的甚至“虚无主义”的灯盏。我希望在机场、地铁、高铁、高客、公交车的每一站都有人在迎面相撞的“现实”和“时代”面前怀揣着“修辞的力量”。可以肯定地说这种修辞的力量不是虚无的，而是不可或缺的。正如多年前那个穿越时光和诗歌“窄门”的人，在他努力侧身挤进光芒中的那一刻他的身影是高大的。而那渐渐透亮的光芒也终得以使昏昏的人们看清灰尘的本相。尽管这一代人试图一次次建立起精神秩序，但是他面对的则是一个个锋利的碎片。在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任何人能够将这些碎片捡拾并拼接成一个整体了。所以，这一代人越是努力就越是失败。可叹的西绪弗斯！在他们这里诗歌写作一直有着明确的精神来路，这对于年轻写作者而言至关重要。对前现代性乡土和家族命运的深情追挽以及持续性的对内心精神生活的挖掘成为多年来“70后”写作的主体精神。在大海、星空和永恒性的时间性场景面前，诗人由此展开的对话或自我盘诘是一种必然。但是这又不能离开历史性和现实感交织的场景。是的，那翻卷不息的波浪和头顶上污染严重的星空已经难以平息诗人内心深处那些抖动不已的芒刺。

在全面城市化和城镇化的时代诗人生活在大大小小的雾霾笼罩的城市、城镇和城乡结合部，但是多少年来成熟的“城市诗歌”仍然阙如。当然对于一部分“70后”诗人而言，他们关于“城市空间”的抒写以及对这一特殊空间的“知识性”和田野作业的考察已经取得可不容小觑的实绩。对于当代中国而言，广场、街道、学校、工厂、城市、城乡结合部、高档社区、私人会馆无不体现了空间以及建筑等的伦理功能。城市背景下的诗歌写作很容易走向两个极端：一个是插科打诨或者声色犬马，另一个则是走向逃避、自我沉溺甚至愤怒的批判。空前加速度运转的城市既定轨道使得每个人都成了旋转木马上茫然无措的眩晕者。人们在日复一日的城市环形公路上进行起点就是终点的“城堡”生活。在此境遇下也许只有诗歌能够维持眩晕中的平衡，尽管这种平衡与冲刺的努力呈现了不无尴尬的精神状态。这体现在诗歌写作中就呈现出了真实与寓言相夹杂的带有强烈反讽意味的话语取向。郊区、城乡结合部、城市里低矮的棚户区和高大的富人社区都在呈现着无限加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的现代病，而其间诗人的乡愁意识、外省身份、异乡病和焦灼感都“时代性”和命运性地凸现出来。

2001冬天，山东诗人邰筐发出的慨叹是“没有你的城市多么空旷”。如果说此时诗人还是为一个叫“二萍”的女子而在城市里感伤和尽显落寞，而没过多久连邰筐自己以及同时代人都没有预料到在扩建、拆迁和夷平的过程中他即将迎来这样的时代和城市生活——凌晨三点的时间的过渡区域上尽是那些失眠、劳累、游荡、困顿、卖身、行乞、发疯、发病的灰蒙蒙的“人民”。在被新时代无情抛弃和毁掉的空间，诗人看到的只能是“没有人住的院落多么荒凉”。这一代此后在诗歌中发现无比喧嚣的城市浮世绘竟然人心如此荒凉，精神的被绑架状态以及身体感受的日益损害已经严重伤害了诗人的神经。每个人都是如此羞愧——羞愧于内心和生活的狭小支点在庞大的玻璃幕墙和高耸的城市面前的蒙羞和耻辱。所以，朵渔将自己的写作称为“羞耻的写作”。这让我想到的是特朗斯特罗姆的一句诗——“一个人在疾病中走得如此之深”。这是一个个被掏空了内脏仍坚持守望和回望乡土性的稻草人——名副其实的“病人”。显然“疾病”是作为一种精神想象方式和生存体验方式同时显现的。这不仅关涉个体的命运而且还必然与诗人的个人化的历史重述和现实想象能力相关。但是也必须注意的是这种关涉社会和人心“疾病”的抒写方式一定程度上会带有某种“新闻体”的话语功能。这种话语方式的好处是语言和情志都带有可感的体温，但是稍不留意就会坠入伦理学的辩护者的角色，或者不自觉地充当了所谓的半吊子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环境保护者的角色。当高铁车站、地下铁、人民广场、发廊、洗浴中心、洗脚屋、按摩房、夜总会、高档社区以及辨不清方向的城市街道一起进入生活的时候，城市不能不成为一代人的讽刺剧和昏黄的遗照。他们也不得不在天桥、地铁、车站、街头等这些标志性的城市公共空间里透析出残酷的真实和黑冷的本相。他们为城市完成了类似于剥洋葱的工作，最终袒露给我们的是一个时代的痛，陌生的痛，异样的痛，麻木的痛，不知所措的痛。而“城市靠左”、“乡村靠右”、“我靠中间”正是一个清醒的观察者、测量者和诗歌写作者最为合宜的姿势。而怀有一颗“不忍”之心是多么重要！正如当年波德莱尔的城市街区的游荡和波西米亚的密谋者的乌烟瘴气的小酒馆一样，“70后”在时代空间里不断耐心而苦心地寻找那些暗沉之处。这个时代人们只是热衷于谈论身体、性欲和城市的交通与水质污染，而“革命者”已经委顿成高档会所里莫谈国事的“哈哈哈”的调笑者，或者充当了网络江湖的公知和正义的化身。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代人诗歌中以冰点和沸点般的体验共时性呈现了“外省者”形象。沈浩波、朵渔、胡续冬、江雪、刘川、魔头贝贝等“强力型”诗人则类似于一个语言的精神分析型的挑衅分子和时代精神的睥睨者。他们的诗歌充满日常浮世绘的活力、狂人的白日梦与精神漫游者的动荡以及节制而多变的语感。而他们长期以来对个人视野下的地方性知识的恢复以及对身体体验和时代场域的“不洁”和“阴暗”的尖锐化处理成为青年诗人写作中不可多得的重要向度。而对于时下愈加流行和蔓延的“新乡土诗”、“打工诗歌”和底层写作应该抱有宽容之外的提请。这不仅来自于大量复制的毫无生命感以及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的缺失，而且还在于这种看起来“真实”和“疼痛”的诗歌类型恰恰是缺乏真实体验、语言良知以及想象力提升的。换言之这种类型的诗歌文本不仅缺乏难度而且缺乏“诚意”。吊诡的则是这些诗作中不断叠加的痛苦、泪水、死亡、病症。在这些诗歌的阅读中我越来越感觉到这些诗歌所处理的无论是个人经验还是“中国知识”都不是当下的。更多的诗人仍在自以为是又一厢情愿地凭借想象和伦理预设在写作。这些诗歌看起来无比真实但却充当了一个个粗鄙甚至蛮横的仿真器具。它们不仅达不到时下新闻和各种新媒体“直播”所造成的社会影响，而且就诗人能力、想象方式和修辞技艺而言它们也大多为庸常之作。我这样的说法最终只是想提醒当下的诗人们注意——越是流行的，越是有难度的。我不期望一拥而上的写作潮流，然而事实却是各种媒体和报刊尤其是“非虚构写作”现在已经大量是关于底层、打工、乡土、弱势群体、城中村、发廊女的苦难史和阶层控诉史。在社会学的层面我不否认自己是一个愤怒者，因为这个时代有那么多的虚假、不公、暴力和欲望。但是从诗歌自身而言我又是一个挑剔主义者，因为我们已经目睹了上个世纪在运动和活动中诗歌伤害的恰恰是自身。

这一代人的写作不仅生发于现实场域的直接碰撞，而且还来自于个人化想象力前提下的历史空间时。二者碰撞和龃龉出来的除了卑悯和自剖之外不能不是悲痛而荒诞。基于此，在庞大的“70后”诗群中还有一部分“精神性”和“宗教感”的专注于心性和个体乌托邦意识的诗人。在一个写作越来越带有新闻化、段子性的叙事性写作潮流中这种写作显然被视之为“不及物”和“自闭”。是的，这种静水流深式的诗歌很容易被忽略。为此，这一类型的诗人是在将时间体验还原为中国现实的精神性过程。他们所要做的除了呈现之外还有更难的工作要完成。不仅要做类似于加法的工作——不断添加那些有精神势能之物的重量，而且还必须进行减法式的摘除、剔除——去除那些时代的赘余和肮脏的部位。

面对整整一代人的写作我不得再次强调中国的诗歌美学很难和社会学和伦理学剥离开来。这是悖论，更是必然。但是诗人也必须时刻提请自己——诗歌对公共性话题的介入和发声必须是建立于个体主体性和诗歌本体意义上的。

3.

新世纪以来的“70后”女性诗人显然更值得关注。尤其是近年随着新媒体和自媒体的发展迅速催生了一大批的女性诗人。而谈论女性写作我们必然绕不开的就是女性精神。但是对于更多的诗人和评论者甚至女性自身而言，女性精神一直被不断误解和窄化。在我看来女性精神具有多个层面。无论是80年代的女性主义和泛女权化写作，还是90年代以来日常化图景的女性抒写都是女性精神不同程度和侧面的呈现。对于出生于70年代渐入中年的女性写作而言，女性精神要更具有不同的向度。无论是最早写作的那批女性，还是近几年开始写作的新人，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广阔的女性写作景观和繁复驳杂的精神图景。如果仅仅用“女性意识”或“女性主义”来概括这一代人的写作显然并不凑效。即使到了新媒体和自媒体的时代，即使女性革命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过时的旧梦，但是对于女性而言写作仍然是一个悖论重重的难题——“女性只有在重新获得自己被去除的能力，重新发现完整和重新投入女性感情中令人神往的良心——那种说不上熟练的本能时，才能够变得完整”（温德尔）。那么就写作而言，“70后”女性如何能够在一个个碎片之上获得这种完整性，如何重新找回被去除的能力呢？这必将是冲突的。

多年来她们的诗歌不仅能够用自白或冷静知性兼具的方式对情感生活和身体经验进行抒写，而且能够在日常生活以及地方性空间、家族谱系上进行命运感的表达。与此同时她们这一代人的诗歌较之80年代写作的女性更为纯粹和多元。她们的诗歌自省、内隐、深潜，也敢于不断将日常和事物的杂质、碎片掺杂在内心深处进行搅拌、过滤。她们诗歌中密集的自忖、磋商、怀疑与诘问类似于腌制的江南植物，看似枯涩平常的背后却呈现了时间深处的隐秘、疼痛与阴影。她们在诗歌中既是深情的，又是绝望的；即既是日常的，又是寓言的；既是沉湎的，也是剥离的。她们在诗歌中既沉迷臆想又清醒自持。沉迷的时候她们不断把自己视为不设防的光洁小兽和水晶一样透明的女孩，而在清醒的时候她们又决绝地敢于撕裂、敢于直视、敢于自省。包括“70后”在内，女性写作可能一生都离不开情感和爱情的向往和回溯，尽管不同阶段会发生程度不同的变化或者消减。身体成为女性最直接最本源的存在，一切思考和语言都从这里生发和成长起来。一定程度上身体性存在成了女性写作和精神渊薮的“边界”，而时间性的焦虑、生命状态甚至语言意识和写作经验都直接与时时变化和衰老的身体发生最为可信的交集和对话以及诘问。她们需要自我取暖，也需要“阿司匹林”来缓解阵痛和不适。

值得注意的是诸多女性带有隐喻和象征层面上的“疾病写作”。诚如西方一位女性理论家所言女性的写作有时候更近乎于一场精神学意义上病症的见证与遭际。很多“70后”女性都在写作中发着低烧和偏头痛。这正体现了新世纪以来当下女性的精神自供状和体检报告单。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女性在时间中的思考与焦虑的特殊体验还与女性特殊的观察方式和表达方式有关。所以，在精神学层面她们的诗歌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传统父权制“圣像学”的反思和反拨。有时候她们不得不在破坏仪式、法则的同时承担起女性自身的另一套仪式和法则——反讽、戏谑、自我戏剧化、独白、精神分析法则、白日梦幻、寓言家等。她们甚至有时候还会尝试做腐食性动物，在那些阴沉、恶臭、污秽之地进行剖心挖肝的工作。也就是说那些“不洁”的事物能够在文本中获得一种罕见的“诗意”。这让我想到是写作《墓碣文》的鲁迅——“……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

“70后”女性晚近时期以来的诗越来越呈现出一种分裂的挣扎和纠缠感，当年那些做着爱情白日梦的诗人体积正在大面积缩减。相反，一种“成人化”的女性写作气质以及“中年之累”正在形成。她们的诗歌既内敛又敞开，自白和抒情并置且不乏戏剧性的天赋。她们天真而成熟，欢乐而忧郁，难避成人心理又有不舍的童话心结。其中的一部分诗歌给人以沉暗、潮湿、安静的感觉，这类似于蕨类。又一部分诗歌往往有义无反顾、不计后果、不妄回报的飞蛾扑火一样的语气和勇气。这是来自于自我取暖还是源发于对悲剧性情感命运的一种反讽式预期与洞悉？显然生命的焦虑感以及对周边事物存在的言说范围也正在大面积弥漫。灰暗的、嘈杂的、肮脏的日常性场景正在驱赶曾经的那些臆想和白日梦般的冲动。

而只是围绕女性精神来谈论还不够，因为“70后”女诗人中不乏现实感和公共意识的写作者。而公共意识和交互性空间很容易让人误解为庞大的现实和作家的责任感，而这对于女性写作者而言显得过于简单和沉重。她们不乏面向公共题材的“现实性”和“现场感”的诗歌，但是极其难得的是能将这些题材和事件转化为诗歌的方式和自我的感知和想象。当社会事实被上升为个体真实、女性真实、命运真实、想象真实之后，诗歌写作才是成立的。而对于“70后”女性而言，这种类型的写作更近乎是一个寓言。这些日常的社会性景观被诗人通过词语进行扭曲、变形、夸张，再掺杂进白日梦和舞台剧一样的细节和精神氛围。似真似幻之间正好准确地达成了诗人的认知、介入和评价。而说到女性写作的“及物性”并不意味着当下大量的“70后”女性群体在新媒体空间的各种装扮以及日常空间里的小里小气的自溺，也非像一些女诗人对社会公共问题的品头论足。我所说的这种“及物性”写作状态首先必须是直指人心深处的，必须是面对自我现实所产生的真实的情感力量乃至知性的重量。很多女诗人都很容易做早垂影自怜，但是却很少能够达到宽容、介入、旷达和自审的状态。

在一个个无形的陡峭湿滑的阶梯面前，诗人不仅要呈现出一个生命的冷暖无常，更为重要的是呈现出文字世界的地方性知识以及一个时代的精神法度。在一个无限暧昧又界限模糊的时代，也许只有诗人能够说出那些隐藏在暗影里的秘密和一部分真理性的知识。

面对着庞大莫名的“70后”写作群体，我能说出的只能还是这句话——“一代人，更是一个人”！

   海明威：恕我不起来了！

           ---墓志铭的十种写法。

本期选稿：风起小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