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永远居住在历史的背面
南 鸥
日前，诗坛少帅南往耶QQ说《雷公山诗刊》第二期贵州籍诗人黄翔等要隆重出场，嘱我写一篇20多年来自己创作心路的随笔。我当即应许下来，但接下来一周的时间里我无法写出一段文字。我听到内心的汹涌，自己像一条纸船被撕扯得支离破碎，近30年的时间好像突然遭受九级地震，瞬间裂开一个巨大的沟壑，我坠落深深的谷底。
作为一位诗人，作为一位早已把自己的青春、命运、骨血、乃至整个生命全部交付给诗歌，目睹、见证一个时代尖锐的人文环境和生命图景的现场者来说，我岂敢将我的心灵抽身出来，仅仅是让躯壳装腔作势的言说。我陷入了近30年的无以言表的的回忆之中，每一段命运的跌宕，高耸一座陡峭的雪山；每一次回忆，都是对我又一次掩埋。看看这篇随笔能否把自己拯救出来……
我知道，时代和民族的伤口不是随时都可以撕开的，因为这个伤口它不属于我个人，伤口里居住着一个时代和一个民族。正好前几天我在微博上写道：我所理解的诗歌，绝对不是伴着鲜花和掌声，在聚光灯下写就的，她是一代人，几代人，甚至是整个民族用生命一点点换来的。没有1958年的反右，没有十年的浩劫，没有那些让人异化的年代，牛汉写不出《半棵树》、《我是一颗早熟的枣子》、《华南虎》，食指写不出《疯狗》、《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和《相信未来》，黄翔写不出《火神》、《野兽》，北岛写不出《回答》。同样，也可以说没有他们坎坷的命运和苦难的背影，我不可能在1984年写下：一位天使手捧鲜花被打入地狱/一位魔鬼手持利剑被抬进天堂……而没有我之后的入狱、越狱、流亡、再入狱的苦难经历，我写不出《一只鹰，代替了天空所有的言辞》、《收容》、《秋天的背景》、《断碑，或午夜的自画像》等文本。
其实，我在为《中国当代诗歌奖（2000—2010）获奖作品集》写的一篇随笔《存在的力量》中，就已经谈到了我的诗学主张，谈到了近30年来的一些创作心路，因而此刻要再次言说，我不得不换一个角度，试着获得另个一个视角的认知。《存在的力量》主要是从宏观的视野阐述了一位诗人与一个时代的关系，阐释存在为诗人的创作所提供的原生资源，赐予诗人心灵、智慧、才华和力量。而此刻我想结合自己近30年的创作实践，以时间为线索，以文本为触点，从存在对灵魂的挤压、洗礼，对文本的孵化出发，把触动我灵魂的一些创作过程向朋友们如实的交代，以期窥见一位诗人对一个时代的存在真相的揭示和指认，对一个时代诗性的发现和诗歌精神的开掘。
一位天使手捧鲜花被打入地狱/一位魔鬼手持利剑被抬进天堂……这是我写于1984年的《河滩上躺着一艘空船》中的诗句，这首诗歌是我与一位诗人、沙克斯演奏家王付在他家里看到一幅油画时同题即兴写就。从直观的层面看，我认为船应该在江河、在大海穿行，怎么会空空地躺在河滩上呢？这显然是对生命的摧残，这是最初的触点。因而我起笔就写下：
谁躲在上游，把河流扯断
锋利的石块卡住你的喉管
河滩像鲨鱼巨大的胃，不停地蠕动
一只乌鸦展开了黄昏的翅膀……
这是一种苍茫的质问，更是一种揭示和批判。显然，我通过空船、河流、河滩、石块、喉管、鲨鱼的胃、乌鸦、黄昏的翅膀等意象，构建了一种生命被摧残的思想和美学的悲凉空间。但我觉得这只是外在的形式上的摧残，我还要更加具体更加深入地呈现，所以第二段的前两句我接着写到：
殷红的血液，尸水一样流淌
鲜亮的嘴唇，啜饮波光粼粼的死亡
…………
如果我继续呈现，也许会更加触目惊心，但情绪上毕竟还是与上面的诗句是处于同一层面。因而我必须跳开来写，也就是说既要从内容上跳开，又要从更为本质的内核上深化，开掘更加辽阔的诗性，因而我接着写下：
一位天使手捧鲜花被打入地狱
一位魔鬼手持利剑被抬进天堂
显然，这两句是《河滩上躺着一艘空船》一诗中最为内核、最为精湛的诗句。我想这两句不仅可以在真、善、美高度模糊这个层面解读，它可以延伸到对一个时代的价值体系的审视。正是“价值”这个人文内核的急剧病变，导致建构倒塌、万物错位。也就是说在《河滩上躺着一艘空船》中，我从生命被摧残的情绪状态这个触点出发，延伸到真、善、美高度模糊的层面，再开掘到一个时代的价值体系这个内核之中。类式主旨的诗句在我那一时期的文本中还有很多，比如“天使与魔鬼已经公开同居/少女的乳房疯狂变形”（《死去的黄昏》）、“我看见魔鬼大摇大摆/天使轻轻走动”（一只鹰，代替了天空所有的言辞）等诗句。我想当下以价值倒塌为核心，以人格扭曲、尊严丧失、精神麻木、道德沦丧、真善模糊为表征的一切乱象朋友们早已痛心疾首，现在朋友们这样来解读《河滩上躺着一艘空船》是完全可以领悟和接受的，但我更想梳理出为什么早在28年前这样的诗句会在我的文本中呈现。那时候我毕竟仅仅是一位刚刚20岁的诗歌的孩子。当时也许是冥冥之中写下的诗句，但现在来看，却是一种偶然中的必然。
1984年2月，由于必然与偶然的原因我从昆明陆军学院退学后回到家里，一边准备再次高考，一边潜沉于诗歌。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黄翔与我是邻居，他的家与我家仅百米之遥。由于我上大学前一直住在奶奶那边，所以尽管我家与黄翔家如此之近，我每天进出都要从他家门口经过，我们却彼此互不相识。认识黄翔之后，有关他流浪新疆，几次被劳改、劳教的故事以及他在北京张贴《火神交响诗》的传说接踵而来，不绝于耳。而劳改、劳教这些字眼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十分陌生和可怕。那些一生坎坷、命运苦难的人我只是在小说中在电影里看到过，而现在这样的人居然就活生生地站在我的身边。从我当时与黄翔的接触来看，除了性格上有些狂躁之外他是一位很好的人啊！记得他还送我《日瓦科医生》、《草叶集》等书，我简直无法将黄翔与数次劳改、劳教、流浪等可怕的经历联系在一起。从现在来看，尽管当时我对那个荒谬的时代和黄翔的苦难命运缺乏更深的认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已经潜默移化地注入我的血液，像血栓一样附着在我血管的内壁，时时阻碍我的血脉，而当我情绪的触点被点燃，我的诗歌就会撕开血管昼夜奔涌，我想“一位天使手捧鲜花被打入地狱/一位魔鬼手持利剑被抬进天堂……”这样的诗句也就呼啸而出……
再来看看《一只鹰，代替了天空所有的言辞》。这首诗歌我于90年代末在狱中写就。从传统的美学意象来看，人们通常赞美鹰对天空的翱翔，赞美它的勇敢。但我更清楚地看到鹰爪的尖利，看到它的凶残和对天空的统治。朋友们都清楚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我又处于非常特殊的境遇，鹰的总体象征意义就不言而喻。也就是说只要略具诗歌阅读素养的读者，仅仅看到《一只鹰，代替了天空所有的言辞》这首诗歌的标题，就知道诗歌的中心意象“鹰”是一个总体的象征。它象征专制、凶残、罪恶、黑暗，也就是说《一只鹰，代替了天空所有的言辞》可以象征一段历史对人的奴役；神对人的凌驾和统治；也可以象征体制和权利对你的剥夺和占有。无疑，这只鹰揭示的是一种强者与弱者之间占有与被占有、剥夺与被剥夺、奴役与被奴役、凌驾与被凌驾的一种惊心动魄的“存在”关系。而在这样的总体象征之下，我们不难解读“鹰”与紧紧围绕它的黑夜、魔鬼、天使、百鸟、兽类、时间、星光等意象的能指与所指。
朋友们都知道，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们共同经历了心灵的阵痛，在其后更为变本加厉的境遇之中，我感悟到人的主体性的沦陷，感悟到人的自由、尊严的全面丧失，而这种丧失所体现出的就是一种奴役与被奴役、剥夺与被剥夺、占有与被占有、凌驾与被凌驾的一种存在关系。
如果说上面两首诗歌都是从人与历史境遇的关系中来揭示一个时代存在的真相，那么现在我想从微观的或者说从更加细节的角度来揭示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生存心理。
《午夜，我停在一把手术刀上》写于1990年1月，同样是我在贵阳市第一看守所203监号写就。在我看来，生命就像一具昼夜躺在手术刀上的活体，昼夜等待被手术刀肢解。当然这把手术刀依然有着广阔的象征，可以是历史、是宗教、是国家意志，因而躺在手术刀上等待被肢解就是一生的姿势，一生的宿命。我们还是先来看看文本吧：
动物已睡去，石头和树木已睡去
午夜，被一张病入膏肓的脸反复描写
夜空泛着一片抒情的背景
我被迫停在一把手术刀上
在动物、石头和树木已经睡去的午夜，人却像活体被停在手术刀等待肢解，正是这些病入膏肓的脸反复描写着午夜。这是什么样的午夜不言而喻，什么样的生命不言而喻，而此刻的夜空却荒谬为一片抒情的背景。个体生命的渺小、卑微、无助、任意被肢解，时代的荒谬清晰可见，生命主体性的沦丧昭然若揭。
这是我一生的姿势，仿佛是宿命
光影四射，谁要剥开我最后一个夜晚
手术刀穿过了时间早已高悬
惊心动魄的手术，从我开始
显然，我知道被肢解是一种宿命，所以我只能说“这是我一生的姿势，仿佛是宿命”，因为我知道手术刀一直在时间里等待，此刻就高悬在时间的额头之上。尽管这个场景是惊心动魄的，但我的内心是安静而从容的，我渴望手术刀从我开始……
午夜的手术刀至高无上
如一位国王。手术刀的指法才华横溢
从我的骨络从我的筋脉之间
精确划过，无限抒情的划过
在我看来，这把手术刀就像自己的国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而且他的指法才华横溢，当它从我的骨络间精确划过的时候，我甚至感到无限的抒情……
无声无息，手术刀轻轻一晃进入
肢体。我已一千次被解剖，而满身是血
却找不到伤口，直至死去
我依然不知道，伤在哪里
手术刀轻轻一晃就进入了我的肢体，被任意肢解还感到无限地抒情，还赞美手术刀才华横溢，甚至还感到像轻音乐一样的美妙，这是什么样的生命？每次读到这些诗句，我手脚冰凉，全身发颤。而当读到“我已一千次被解剖，而满身是血/却找不到伤口，直至死去/我依然不知道，伤在哪里”时，我几乎昏厥，每次都无一幸免。无疑，这是当下存在的最真实的生命图景，我们的现实生活之中比比皆是，随处可见。而最大的悲剧在于：一是操刀者精湛的指法所象征的虚伪和卑劣，二是作为生命主体的麻木和无助，三是作为“抒情”背景的近似于完美的荒谬。
整首诗歌营造出一种很荒谬的意境，但正是在这样的荒谬之中，我清晰地看到现实生活之中所有人的影子。生命像活体一样，昼夜等待被肢解；好端端的人突然疯了、突然死了，而我们依然还不知道是哪一根神经短路，还不知道伤在哪里？天底下还有比这个更加荒谬、更加惊心动魄地存在吗？这样的悲剧就像一件巨大的殓衣入覆盖着所有的生命……
现在来看，我似乎在荒谬之中开掘悲剧，寻找诗意。其实我当时没有这样自觉的认知。作为狱中的囚犯，我的心灵没有被监狱囚禁，但我看到“历史的广场上/一座又一座神的浮雕……”（《收容》）我知道这才是真正的元凶，这才是一座永远囚禁我们的真正的牢房。这就要求我们的文本要从生存状态自觉进入生存心理和文化心理，只有这样，我们的文本才能获得更为深厚的力量和大美。
现在回过头去看我上世纪80年代的文本，我惊喜地发现，在80年代，我天然地进入了生存心理和文化心理这两个层面。《破庙》（1986）、《绳索》（1987）、《枯井》（1987）、《长城》（1988）、《一条河流在血管中蜿蜒》（1989）等文本就是我企图进入传统文化进行深刻反思的文本。如果说我80年代中期的文本是一种冥冥之中的进入，那么当我在1993年出版的《火浴》后记中写到“我逆河而上，我摸到了一些青铜的破片，我收藏了一些骷髅和鱼骨……”时，我已经进入了一种精神的自觉状态，我已经意识到一个民族是“活”在“文化心理”这个民族的“心根”之上的。
如果说上述文本更多是形而下的呈现，那么诗集《春天的裂缝》中的第二乐章“我从墓中醒来”的文本则更多呈现形而上的意味。长诗《收容》应该是这一意味的集中表现，题旨依然是精神上的被奴役、被阉割、被肢解、被统治。我们先来看看《收容》（长诗节选）的文本：
1
所有的不幸，都因为我是人
都因为我太虔诚
一只居住在墓穴里的蚂蚁
乱石和骷髅是唯一的邻居
时间，被拉到一座看不见伤口的宫殿
我像一具尸体被任意解剖
体温在一具骷髅上残存
乱石代替歌唱，时间空出了真理
广场上，塑造的是一座又一座神的浮雕
我已注定被一千次阉割
岩石已经风化，我忠心
耿耿，坐在祖先的脚上哭得死去活来
河流的源头白光闪动
而我的孩子目光荒凉
2
在太阳上探照，躲在月亮里偷拍
我的哭声被人化验，我的泪水被人监听
而千里之外，我的血液
被一只只巨蝇四处追踪
一首名曲暗藏锋刃的寒光
由远而近，我听见身体被疯狂的肢解
头植物一样嫁接到一棵古老的树上
四肢被移植到动物的身体
而五脏安装到岩石的胸腔
我闪亮的眼珠，日渐锈蚀
一块幽森的黑布主宰了所有的阳光
一张张苍白的脸挂满黄昏
大片麻木的痴笑挤在门窗
3
英雄如同闪电，英雄把黑暗
打扮得如同灿烂的白昼。灯火稀疏，时间摇曳
我始终看不清祖先的脸，始终无法知道
自己的姓氏。天天回家的路突然倒挂在天上
我永远不知道自己的头在什么地方
我的头被一位英雄挂在腰上
英雄的头被一位神提在手里
阳光普照。神降落群山、森林和闪亮的河流
神撒下大片的泥土和蚂蚁般的人群
1991年3月于浙江乐清
这是我的第一部长诗，是我于1991年3月在浙江温州的乐清开始写的，而最初的萌动则是我在监狱里的那些日子。我于1990年12月25日从贵州中八农场越狱后辗转来到乐清一个叫南塘的小镇。由于是越狱出逃，又刚刚到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记得那些日子几乎天天做着噩梦。在梦里十分的清晰，大多数醒来后就忘记了，但我感觉每一个梦都很有意味，所以我就暗自决心，从梦中醒来后不许入睡，一定要把梦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
有一个午夜，我梦见我从一个好像中世纪的古城堡上出逃。城堡很高，夜很黑。紧靠城堡有一棵又粗又高的银杏树，我站在城堡的高墙上，用一个很粗的绳索系在银杏树上，就顺着绳索溜了下来，当我落到在地面打个滚后也就从梦中惊醒。南塘是一个临海的小镇，浙南的三月借着海风依然把持着寒冷。尽管寒气穿透我的身体，但从梦中惊醒的我却大汗淋漓。我不敢睡去，我记下了这个出逃的梦。我意识到世界和时间就是一个很大的监狱，我们的挣扎只是从一个监狱逃到另一个监狱。肉体的监狱我们是能够感知的，但真正奴役我们、束缚我们的是一座精神的牢狱，而更大的悲剧是我们时时刻刻深陷其中不得而知。这是现代人无法摆脱的宿命，是一种惊心动魄的精神性存在。尽管我认为这是一种宿命，是一种必然的存在，但我同时认为是“人”的善良和虔诚，让这个样的宿命变本加厉，是人自己将自己五花大绑地送进监狱——这才是一个时代真正的悲剧！所以我在《收容》的题记里写到：所有的不幸，都因为我们是人，都因为我们太虔诚！
其实，如果没有切身的苦难经历，我们是无法领悟这句话所汹涌的酸楚和悲凉的。但只要朋友们细细琢磨，古今中外，多少仁人志士惨遭迫害、背井离乡。他们也可以选择安逸的生活，但他们的良知告诉他们：要担大义、行人事、说人话。在这样的现实境遇之下，他们只能是承受再承受，承受一切该承受的，而那些邪恶的、卑劣的、脏脏的、无耻的，却滋润如仙、招摇过市。
记得在浙江那些隐姓埋名流亡的日子，我在前面走，后面的人在猜疑、在谩骂、在指责，我真想停下脚步转身对他们说：请你们不要猜疑我、不要谩骂我、不要指责我，我不是罪犯、不是流氓、不是杀手，我来自贵州，我是一位好人。但是令人痛心的是我连为自己申辩的权利都没有……因而，我只能再次写下：“我在一具腐尸上安排自己的表情”……“我在自己的家乡没有自己的家，我在自己的姓氏里却找不到自己的名字”……这是何等的荒谬，将自己的青春、激情、才思和梦想安排在一具腐尸之上，这种荒谬折射出我当时欲哭无泪、痛不欲生、令人窒息的可怕境遇。
现在来看，需要说明的是我在80年代末那个特殊时期的纵身卷入，是理性和感性的必然的精神造型，而正是这个“精神造型”，让我从墓中提前醒来。值得庆幸的是当我认知这一切之后，我并不是沉潜于苦难和宿命之中，而是在刀锋上舞蹈，用火焰洗澡，用钢刀充饥。也就是说我是主动去承受一种千古的苦难。所以我在那一时期写下的是《火浴》（长诗）、《殉葬》、《我扛着自己的尸体走遍大地》等文本。在《火浴》的第一段中我写到：
海水退去了，死者和驳船
被抛在荒滩。祖先的铜器被挖出盗卖
两岸的人群顺着江河低头逝去
只有墓碑，向天真的孩子讲述历史
赎回母亲生我的那一个夜晚
我用尽了所有的汉字
在我看来，在经过历史的浪潮洗礼之后，荒滩上只剩下驳船、死者和墓碑。看到生命如此脆弱、卑微、没有尊严，我为生命感到悲哀，真想回到没有生命的世界。所以我用尽所有的汉字，赎回母亲生我的那一个夜晚。在第二段我接着写到：海水退去，死者和驳船被抛在荒滩/盛开的花朵，总是最接近黑暗/谁能告诉我生和死的距离/一根绳索把我倒吊在空中/我被剪掉珍贵的头发/刀在什么地方/刀在一位婴儿的胸上……
面对这样残酷的剧照，我只能说：我是一位最疯的疯子/我是一位最哑的哑巴……我别无选择，只有“一个夜晚/我驾着小船逃离了历史”……而在《殉葬》中我开篇就写到：只有居住在深渊，我们才能仰望/除了去死，谁能把道路修到天堂……显然，我的逃离的是任意虚构的历史，我只有用“逃离”来作最后的抵抗，而对当下，我纵身投入。
1992年6月，我在浙江嵊州突患败血症，濒于死亡，在东方浩、蒋立波、可红、小芳、江云等几位诗人及朋友的照料下我才起死回生。由于举目无亲、隐姓埋名的流亡生活，再加上突然患上的疾病，我身心破碎、万念俱灰。我爱我的祖国，是祖国的乖孩子，怎么只能在祖国的大地上疯子一样的流亡呢？在这样的心境之下，我写下了《我扛着自己的尸体走遍大地》。这更是一首荒谬之极的诗歌，然而这样的荒谬足以让人一万次死去……
烈日在头顶辉煌地燃烧
黑夜升起，我扛着自己的尸体走遍大地
如同在绝壁上刻下史诗
如同幽深的伤口在阳光下暴露
别无选择，我躲到一千座坟墓的背后
古老的姓氏被天空悬祭
夜空一片钴蓝，万物安详地
睡去，先知被捆绑在一棵古老的树上
野蛮人高举着皮鞭拼命抽打
这是鲜血流淌的另一种方式
夜空一片钴蓝，万物安详地
睡去，古老的河面上停着一双先知的眼睛
当殷红的血淌进我的梦里
我终于知道，死亡是拜见先知
最好的礼物。真理的边缘
等待受难的人群已经排成了长队
夜空一片钴蓝，万物安详地
睡去，我用清白的死亡索讨全部青春
用虔诚的歌唱偿还所有灵魂
大地之上，死亡之上
一千张先知的面孔在飞舞
夜鹰歌唱
1992年6月于浙江嵊州
诗歌评论家杨远宏在1993年为我的诗集《火浴》写的序言中就写到：“南鸥的死亡体验绝不是逃避性的、与大地无关无碍的纯哲理冥想玄思。‘最高意义上的关注应该是也只能是主动去承受这种千古的苦难’（《火浴》后记））。与一切作为一个时代、一块土地的见证人、承担者的诗人一样，南鸥将他的生命化作一团不屈的血火，滚动、燃烧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块土地。‘我们血肉模糊的头颅高高/高高悬祭在一个民族朝天的城门/……地狱里的灯比天堂更亮/地狱里的水稻比天堂更香’（《收容》之五），甚至可以说，没有大地血浸的磨难、悲愤与沉哀，就没有南鸥本体论、存在论大悲大哀的襟怀与哲思的高远。从生存到存在，后者作为包容、博大、提升而彻照前者——在当代中国青年诗人中与狄兰•托马斯如此接近地孤悬、险绝地走在同一条路上，对死亡作如此集中、广阔、高绝、反复深入、流悟的，南鸥几乎是独一无二地令人震颤和眩目的……诗人始终在与真理、圣灵对话并与之亲近，这坚实的提升了诗人的人格/精神并使之吐出与神性对应的光芒。”
1994年10月，我终于结束了五年隐姓埋名的流亡生活回到贵阳，但我感到对于这个时代我突然变成了一位陌生者，80年代的理想、激情恍若隔世、灰飞烟灭，取而代之的是对财富的追逐，是以良知的泯灭、道德的沦丧和人格的扭曲为表征的冷漠和卑俗。这不是心境，而是语境，在这样的语境之下我找到“月亮”这古老的意象，写下了《月亮悄悄消瘦》。我在开篇就写到：
大地刚刚收割，月亮悄悄
消瘦，所有的心灵如稻草散落地里
泪水太孤独无法留住一个时代
时间被拉入了深渊。万物失明
这应该是我对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时代病症所作的最初的诊断。18年过去了，毫无疑问，当下所有触目惊心的乱象都是我这些诗句的现实剧照，都是对诗句残酷而鲜活的阐释。
接下来的日子我陷入了不可名状的深思，一代人的理想与激情就这样消逝，信仰、价值、尊严、良知、道德就这样沦丧。我承认80年代末期的特殊境遇对心灵的伤害，难道这些具有普世价值的人文精神的元素就这样经受不住一个夏天的抽打？我认为人文秩序的混乱是价值倒塌的结果，是先知迷路的结局，于是我再次开始写长诗《先知与牧羊女》，因为我认为只有牧羊女才能将迷路的先知送回家去。去年4月，我在“中国当代诗歌奖（2000—2010”获奖感言中写到：谁把迷路的先知送回家去。就是我当时的真切感悟。
新世纪以来，以信息技术为核心和手段的当代科技对人的心灵进行了前所未有的肢解、摧残，人的异化、本真心灵的丧失再次以命悬一线的方式凸显出来。我想到卢梭在一百多年前就发出的“保护人的本真心灵”的呼喊，在这样的存在境遇之下，我写下了组诗《穿过孤独的哲学》（2002），组诗包括《一只鸟是最后的抒情》、《从钢铁和栅栏开始》、《玫瑰与舞女》、《谁在移动我的灵魂》、《黄金是一种黑暗》和《整个春天，只剩下一个肋骨》。
记得2006年在贵阳的永乐桃花诗会上，我即兴的一个发言谈到“对生命图景当下性的反复追问，既是诗歌的宿命，也是诗人的宿命”，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值得开掘的命题。当时新诗代的海啸正在倡导“感动写作”，他让我在理论上做一些阐述。我闭门三天写下了《倾斜的屋宇——后现代与当代诗歌》，在随后的长沙麓山诗会上我用这篇文章做了专题发言。接着“梨花事件”发生了，很多诗人卷入了纷争，我陷入了深思，我首先把文学置于整个社会的坐标体系中来考察，我认为“价值”是支撑世界的最敏感的神经，当下时代的一切乱象都是由于价值体系的倒塌所致，所以写下了《价值，是支撑世界的最敏感的神经》。接着我直接打量诗歌文本，我认为价值的自我放弃、心灵的自我赦免、命运的自我放逐；独立自由、责任这个诗歌最高品格空前丧失，对现实境遇的有效介入苍白无力；创造力与想象力的严重匮乏，美学意蕴极度贫血，是当下诗歌最致命的病症，所以我写下《当下诗歌的三大“绝症”》。与此同时，我看到诗歌的批评几乎丧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带着浓重圈子和群落义气的廉价的赞美，是与诗歌无关的谩骂和攻击。于是我又写下了《批评与反思的力量——致杨黎先生公开信》等反思文章。我在2006年写下的系列文论，从现实境遇、哲学基础、人文立场、文本向度、诗性开掘、美学意蕴、诗歌批评、人格建设等诸多方面对当下诗歌构成了一种立体的审视。我首次将信仰、价值、尊严、道德、情感概括为诗歌的基本元素，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诗歌精神和当下的诗歌精神。
在我看来：诗歌精神是诗人和诗歌文本的一种精神立场和诗学理想，它是对一个时代的信仰、价值、尊严、道德、情感、审美等诸多层面的一种诗性的揭示和闪耀。它具体包含发现、指认、命名、挽留、呈现、引领等精神向度，是诗歌对一个时代及其主体生命的彻照和关怀。
而具体到这个麻木、庸俗、无序的时代，当下的诗歌精神应该是：把转型的阵痛和“后现代”对一个时代的肢解以诗歌的方式凸显出来，发现和揭示伤口的深度和纹理，以诗歌的名义对这段历史进行客观的指认和有效的命名；就是揭示人的灵魂在价值倒塌、道德沦丧、心灵麻木、人格扭曲、旨趣庸俗的现实氛围之中的挣扎、绝望和前所未有的精神的分裂；就是重新激活、唤醒信仰、价值、尊严、情感等诗歌基本元素的内在活力，开掘、引领一种独具时代内涵和特点的新的价值理念及美学原则。
应该是2004年，我写了一首《断碑》的短诗。记得是在2006年，我与海啸QQ，我谈到我是一块被深埋的断碑。我说程光炜把王家新挖掘出来，燎原把昌耀举到太阳的头顶，看看谁把我挖掘出来。海啸说我是一个时代无法复制、不可替代的词语原像和精神的断碑。在这样对自己的肖像进一步打量和确认之中，我开始写长诗《断碑，或午夜的自画像》。《断碑，或午夜的自画像》应该是我比较重要的一部长诗，从内容上说是自传性的，从结构上说是开放式的，我随时可以扩展和延伸。尽管是自传性的内容，但我是想对现实进行抽象、变形、过滤之后的重新构建。这样的构建让文本从原生资源蒸腾出来，具有一种肆意撕扯、风云突变，纵横穿越的魅力。
眼看龙年款款向我们走来，我的本命年已经向我伸出了双手。妈妈和妹妹为我求神拜佛，为我备好了红衣和红布条。而妈妈和妹妹哪里知道，我已经历了无数次死亡，还有什么是存在呢？
稀里糊涂地说这么多，也不知道是否有意义。打住吧。我曾在“中国当代诗歌奖”（2000—2010）“获奖感言”中的谈到：“诗人与一个时代的关系是非常微妙而隐秘的，是一种在隐秘的对峙中燃烧，在燃烧中对峙的关系。而正是这种隐秘的对峙和燃烧，赐予诗人高洁的灵魂。从这个意义上说，诗人是人类自由精神的守护神，诗人的天职是捍卫一个时代的精神与品格，因而，诗人永远居住在历史的背面。”现在就用“诗人永远居住在历史的背面”作为这篇文字的标题吧。
2012年1月19日于贵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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